● 主播們的“花式”索要打賞方式，最普遍的是直接索要禮物，即主播在直播間直接向老年粉絲索要禮物，或者通過直播PK的形式誘導老年粉絲打賞

　　● 一些針對老年人的直播滿足了他們的情感需求，從而獲得了老年人的關注和互動甚至是打賞，反映了老年人需要精神寄托的緊迫現實

　　● 直播平臺應該擔負起與其盈利相對等的社會責任，建議對于判斷能力弱、認知能力衰退的老人設置相應的退款機制

　　□ 記者 趙麗

　　□ 實習生 萬鵬

　　“唱歌是在對口型，跳舞也只是稍微扭一扭，整個直播畫面毫無美感，可我爸就是喜歡。”四川成都市民高鳳(化名)這樣描述父親“鐘愛”的一位女主播的直播間場景。

　　高鳳告訴《法治日報》記者，僅2022年，其父親就在直播間打賞這位女主播超過6萬元，而女主播的方式無非是直接向父親索要禮物，或者通過直播PK誘導父親打賞。

　　近年來，像高鳳父親這樣使用短視頻平臺的老年人越來越多，其中“為愛發電”甚至沉迷向主播打賞大額資金者不在少數。記者調查發現，話語誘導、好處、營造“人設”等是主播誘導老年人直播打賞的常用“手段”。

　　受訪專家認為，老年人被誘導打賞主播，既有他們為找到情感寄托而甘愿付費的因素，也有孤獨生活拉低他們心理防線的因素，還有短視頻平臺缺乏類似“青少年”模式預防機制的因素。解決這一問題，既需要家庭和子女給老年人應有的關愛，也需要短視頻平臺加強監管，針對判斷力弱、認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設置相應模式，讓老年人遠離大額直播打賞。

　　老年人易沉迷直播打賞

　　背后是情感需求被漠視

　　在高鳳的印象中，父親幾年前開始在某短視頻平臺上看直播，2021年時，大概一個月花幾百上千元在直播間給主播刷一些小禮物?？锤赣H給主播刷小禮物很高興，高鳳作為女兒也就沒有過多干涉。

　　后來，高鳳發現父親在直播間的等級越來越高，“一下子便警惕起來”。今年過年期間，她查詢父親的打賞記錄時呆住了，過去一年，父親打賞了多位女主播，“其中他最‘鐘愛’的女主播，打賞金額總共超過6萬元”。

　　“我覺得他走火入魔了。”高鳳向記者講述經過時，連連嘆氣。

　　北京市豐臺區居民劉平怎么也沒想到，父親劉峰(化名)竟然沉迷直播打賞，半年時間將3萬元退休金打賞一空。

　　今年年初，劉峰注冊了某短視頻平臺的賬號后，沉迷于在平臺上觀看主播直播并打賞。今年7月份，因為需要住院治療，劉峰才發現自己的銀行卡余額少了3萬多元。而直到兒子將打印的銀行流水放到其面前時，他仍喃喃道：“就刷了幾次‘禮物’，怎么可能花了這么多?”

　　近日，坐擁上千萬粉絲、素有“中老年女性收割機”之稱的主播“秀才”，其短視頻賬號因違反平臺相關規定被封禁。公開報道顯示，在“秀才”的粉絲當中，不乏打賞金額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的“真愛粉”。

　　是什么讓那么多老年人沉迷于平臺觀看主播直播并打賞?

　　為了解開心中的疑團，高鳳在父親打賞的直播間里蹲守了一個星期，發現了主播們“花式”索要打賞的方式。其中最普遍的是直接索要禮物，即主播在直播間直接向老年粉絲索要禮物，或者通過直播PK的形式誘導老年粉絲打賞。

　　打造一個讓人心疼的故事和“人設”，也是方式之一。據高鳳介紹，那名女主播說自己離異后獨自帶兩個孩子，邊打工邊撫養孩子，讓自己的父親心生憐憫。同樣家有沉迷直播間老年人的山東人王女士告訴記者，父親在提及為什么打賞幾萬元時可謂振振有詞——“你懂什么，她(女主播)有心臟病，我這是看她可憐”。

　　“我父親除了在直播間打賞，還加了女主播的社交賬號。他們經常視頻，女主播會讓我爸給她拉票。”高鳳說，這讓她父親覺得自己被需要，每次看直播時還通知認識的老年人幫忙刷各種人氣票。

　　在高鳳看來，老年人沉迷其中后果嚴重，“對于自己的勸阻，父親甚至要和我斷絕父女關系，差點不認我這個女兒了”。

　　梁州(網名)是社交平臺上一位知識型博主，她曾在一家MCN公司負責虛擬主播業務。在她看來，在老年粉絲心目中，最被吸引的原因，還是主播的情感價值，只是這種價值需要金錢供養。

　　梁州曾注冊一個匿名賬號登錄老年人集體連麥聊天的直播間，聊天內容也很尋常：今天喝的什么茶?路好走不好走?下雨了，千萬別出門，鞋子會沾上泥。

　　“這些話，很多老年人在家里肯定聽不到子女說。”梁州說，他們需要陪伴。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彭華茂做了多年老年人心理認知研究。據她觀察，一些針對老年人的直播滿足了他們的情感需求，從而獲得了老年人的關注和互動甚至是打賞，反映了老年人需要精神寄托的緊迫現實。但在這方面，社會上普遍存在著認知誤區，使大家漠視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打賞容易申請退回很難

　　為了要回父親的打賞金額，高鳳甚至添加了女主播的社交賬號，向她說明家里并不富裕，但是該女主播認為這是高鳳的家事，讓高鳳的父親管好自己，而不是來纏著她。

　　“我還在網絡上咨詢過，有專門的團隊可以幫助要回這種打賞金額，前提必須是我父親同意，但是我父親就是不同意。”高鳳說。

　　高鳳注意到，短視頻平臺設置有“未成年充值退款申請”，于是嘗試通過此機制要回父親的打賞資金，“打賞這么多錢，也不是小數目”，但平臺在審核資料時沒有予以通過。

　　“如果按照正常途徑向直播平臺要求退回打賞，需要很多資料，比如女主播誘導打賞的聊天截圖或者私信誘導等，我拿不出來這些資料，我父親也不可能。”高鳳無奈地說。

　　采用這種方式的不止高鳳一人。記者在某社區電商平臺上看到，多位有過相似經歷的網友稱，以老年人賬號向相關平臺投訴或申請退回打賞資金，平臺只是核查主播在直播中的行為是否違規，沒有違規，則不予退回打賞資金。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常莎曾調研過老年人直播打賞案例。在她看來，根據民法典的規定，一般情況下，老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可以獨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包括實施打賞行為。

　　常莎說，在大多數相關案件中，用戶作為原告均主張其與主播之間構成贈與合同關系。但在三種情況下，用戶打賞主播的錢可以追回：一是未成年人、成年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打賞主播;二是用公款打賞主播，賞金屬于違法犯罪所得應予追繳;三是如果成年人有配偶，配偶一方可以主張自己對巨額打賞完全不知情，該行為侵犯了夫妻雙方對共有財產的處分權，向法院起訴撤銷贈與。

　　常莎還介紹說，除此之外，實踐中，公序良俗是對法律行為效力的有效規制。若民事主體的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則究其行為所形成的法律關系也是無效的。也就是說，老人及家屬如果能證明在直播打賞中存在違反公序良俗的行為，則會導致打賞行為無效，平臺也應當協助退回打賞款項。

　　“如果因為主播采用一些欺詐等方式來誘導打賞，是可以要求撤銷合同的，但是這個欺詐的認定比較困難。”對此問題多有研究的北京嘉維律師事務所律師趙占領說，首先是確實有欺詐行為存在，如果僅僅是一種話術則不能歸為欺詐，而虛構事實、歪曲事實，然后去誘導打賞則可能構成欺詐。

　　趙占領舉例說，有些主播編造說自己患病或遭遇家庭重大變故，生活非常困難，希望大家打賞，助其渡過難關。但他所述與實際不符，這就屬于虛構事實，通過欺詐的方式誘使粉絲去打賞，這種打賞就是基于欺詐而訂立的合同，屬于可撤銷的合同。

　　判斷能力認知能力衰退

　　建議設置打賞退款機制

　　無奈之下，高鳳給父親賬號設置了“青少年”模式。但父親有他的應對方式——另起爐灶，自己再開通一個新的短視頻平臺賬號。

　　和高鳳的經歷相似，廣州市居民李女士告訴記者：“我給父親開了‘青少年’模式，父親經常因此跟我發飆。他總是保證說不會再繼續打賞，但還是會偷偷充錢，甚至為了應對我檢查手機，還會刪除充錢記錄，真是在一聲一聲的‘大哥’里迷了眼。”

　　高鳳等人一直在尋找解決辦法，如何讓沉迷直播間不斷打賞的老年人“剎車”。

　　“能否借鑒‘青少年’模式，由短視頻平臺設置老年人充值退款申請區，專門為認知能力衰退的老人解決打賞退款問題?”高鳳呼吁。

　　在受訪專家看來，與較為完善的未成年人打賞限制機制相比，老年人直播打賞限制的問題卻鮮有人關注。

　　趙占領認為，平臺一般不會設置“老年人充值退款申請區”，因為在現行法律法規框架下，平臺沒有設置義務。

　　在趙占領看來，一般來講，大部分老年人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們所實施的打賞行為不屬于效力待定，也不需要像未成年人那樣需要監護人追認，所以不需要像對待未成年人那樣對待老年人。

　　在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社會治理發展研究部部長李俊慧看來，一般情況下，老年人打賞行為不宜輕易認定無效，只有在確實存在被誘導、誤導影響且老年人對打賞操作本身后果無準確認知背景下，才宜認定無效或可撤銷。

　　“網絡直播及營銷活動確實導致了沖動性消費及非理性打賞，在沒有完善法律規制的情況下，對于直播平臺而言，應該擔負起與其盈利相對等的社會責任，建議對于判斷能力弱、認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設置相應的退款機制，在親屬充足證據確實能證明打賞行為缺乏真實意思表示的情況下，可予以退款，以避免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和糾紛。”常莎說。

　　“在打賞場景中，老年人參與打賞要區分自愿、自主打賞以及誘導式、誤導式打賞，后者根據程度不同，可能涉嫌構成欺詐或詐騙。”李俊慧分析，由于老年人對智能手機或電腦的使用能力較差，不排除部分操作行為雖然是老年人自己實施，但其主觀上是在被誘導、誤導影響下實施的，其對相關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存在不準確認知，甚至對特定操作行為可能產生財產轉移支付沒有準確認知和判斷，此時還是要給老年人設置申請退款的機制。(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