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外賣柜面向騎手收取服務費引爭議

　　受訪學者表示，應區分具體場景，細化外賣柜的使用和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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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全國多地的外賣柜開始面向騎手收取服務費。與幾年前的“免費使用”和去年的“試點收費”不同，此次收費范圍更廣、覆蓋城市更多。針對這筆費用該不該收、向誰收、怎么收等問題，各方意見并不一致。受訪學者認為，外賣柜商業模式運營至少涉及四方利益主體，應區分具體場景、細化外賣柜的使用和收費標準。

　　“本月24日起，北京市的部分外賣柜，存放配送訂單需支付服務費每單0.45元……”外賣騎手張某斌清晰地記得，那是7月中旬的一天，正在用餐高峰期送單的他，突然在派單軟件上收到了這則通知，“當時騎著車子，心里直發慌，一個月又得少收入幾百元。”

　　“最開始外賣柜是不收費的，后來叫我們騎手自己掏錢。”老家河南周口的張某斌在北京做騎手已有5年。記者調查發現，近期，深圳、上海、北京等全國多地的外賣柜開始向外賣騎手收取服務費，不同于幾年前的“免費使用”和去年的“試點收費”，此次外賣柜收費范圍更為普遍，覆蓋多個城市及外賣平臺，呈現出“由點到面”的趨勢。

　　外賣柜給騎手和顧客帶來了哪些改變?這筆服務費到底該不該收?由騎手承擔費用是否合理?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時，促進外賣柜的合理使用與長遠發展?《工人日報》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

　　外賣柜使用率有差異

　　外賣柜是近年來為解決外賣配送“最后100米”難題而推廣的“智能取餐柜”，被廣泛應用于寫字樓、公寓、醫院、高校等封閉性較高、送餐環境復雜的場景。每個外賣柜配有數十個可掃碼的柜格，外賣騎手掃碼解鎖柜格存放外賣，再由顧客輸入驗證碼取餐。

　　近日，記者走訪北京市朝陽區望京街的某寫字樓一層，門禁刷卡口旁設有一處42個柜格的外賣柜。據記者現場統計，在12時~13時的一小時內，共有100多單外賣被存取于外賣柜，僅有7單是由顧客直接從外賣員手中取餐。“一到中午柜子就塞滿了，有時候還放不下。”該寫字樓的物業工作人員說。

　　“好多單子都是送到同一個地方，有柜子的話能同時送達，也不耽誤跑下一單。”外賣騎手楊師傅說，“大樓中午電梯不夠用，只讓坐貨梯，一趟七八分鐘都下不來，每回都超時扣錢，還不如花點錢存柜子。”

　　“放外賣柜很安全，起碼不會丟。”在該寫字樓上班的劉女士表示，外賣柜帶來了一定便利，“有急事或者開會時，能晚會兒下來取。”

　　但是，也有部分外賣柜的周轉率并不高。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區的某公寓大廳內，記者看到，只有零星幾單外賣存放在柜子中，多數餐品被放置于旁邊的地面。

　　“咋會舍得放，一單才賺2.5元，一個柜子收0.5元!”來此送奶茶的外賣騎手王師傅搖了搖頭，“小公寓單子少，我們很多人都不放柜子。”

　　誰該為服務費買單

　　一筆又一筆的服務費，對于外賣騎手意味著什么?

　　“一單按0.45元算，我8月差不多給柜子交了300多元。”外賣柜開始收費后，張某斌一個月少掙的錢約等于他近一周的房租。

　　不同于全職擔任專送騎手的張某斌，28歲的小凱曾是一名兼職眾包騎手，平日在餐館當服務員，空閑時會“搶幾筆好單子”。在得知北京的外賣柜開始收費后，小凱猶豫再三，最終放棄了這份兼職。

　　“一單配送費3元，外賣柜收0.45元，租電動車電池1天10元，車壞了還要修，跑幾個單最后倒貼錢。”小凱無奈地說。

　　記者了解到，不同城市、平臺的外賣柜收費標準略有浮動，騎手存放1單的價格總體在0.3元~0.6元之間。此外，有外賣平臺推出了服務費積分和月卡制度，騎手可以充值、預存外賣柜服務費，“積分抵扣會便宜點兒，但并不多。”張某斌說。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賣柜服務費高低之外，引起爭議的另一焦點在于——誰該為此買單?

　　“為啥給平臺打工，還要給平臺交錢?”張某斌作為專送騎手，與平臺簽訂了協議并接受集中培訓，在他看來，使用外賣柜應該免費或者由平臺承擔費用。而一位眾包騎手則認為，“有柜子能多送幾單，多跑跑也就回本了。”

　　某平臺的外賣柜客服向記者介紹，外賣柜投放后平臺方需要支付場地費、維修費、電費等多項費用，“外賣柜還沒有大面積投放廣告，很多都是跟第三方運營商合作推廣的，不收費怎么維持下去?”

　　而對于這筆費用該由誰承擔，顧客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已經付了配送費，柜子的錢不該我交。”家住北京市昌平區的一位消費者表示，“小哥有時候不打招呼就把飯放在了柜子里，我還要花時間下樓取。”

　　“有很多顧客根本不知道柜子要收錢。”外賣騎手張師傅告訴記者，他常常會通過私信告知顧客外賣柜向騎手收費，“有的顧客會直接讓我把餐放在旁邊，也有的還讓放柜子里。”

　　亟須分場景細化收費標準

　　“外賣柜應該向誰收費，需要從權利義務配置層面進行考量。”遼寧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素芬告訴記者，目前，外賣柜的普遍收費邏輯為“誰使用誰付費”“誰獲益誰付費”，但這種收費方式較為粗放，應區分具體場景，細化外賣柜的使用和收費標準。

　　王素芬認為，“智能外賣柜商業模式運營至少涉及四方利益主體——訂餐顧客、外賣員、用工主體(外賣平臺或第三方合作企業)與外賣柜運營商。”其中，外賣員與用工主體的關系認定，對配置各方權利義務起到關鍵作用。

　　“在勞動關系成立的前提下，對于專送騎手，因工作原因所產生的必要支出費用，如顧客主動指定外賣柜作為收餐點所產生的服務費用，應由用工主體承擔。”王素芬建議，在尊重消費者知情權與選擇權的基礎上，主動選擇使用外賣柜的專送騎手和眾包騎手，可以通過讓渡經濟收益，承擔部分相關費用，以獲取使用外賣柜帶來的時間和體力上的便利。

　　此外，“平臺因為外賣員的配送服務行為而獲益是不能否認的，應在整體上基于其獲益比例，承擔一部分外賣柜使用費用。”王素芬說。

　　對于部分騎手提到的“外賣柜由平臺承擔全部費用”的措施，有受訪專家指出，取消費用短期內可能緩解騎手的抵觸情緒，但從長遠來看則無法保障其服務的可持續供給。“最終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賣不再入戶配送，造成外賣行業顧客認同度的降低，這樣必然影響到整體平臺業務的發展，導致騎手整體就業機會的減少。”王素芬說。

　　“如果騎手都用外賣柜存餐，每一單的送餐時間減少，平臺算法會不會因此縮短平均派送時間?”面對記者的提問，張某斌說，自己和其他騎手大多“不太清楚什么是算法，但需要靠跑單賺錢”。(工人日報 記者 陳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