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上有記者提問: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制定實施了“大氣十條”和《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想問這些計劃的實施,給我國的空氣治理都帶來了哪些經驗和啟示?另外,與以往相比,新的《行動計劃》在面臨形勢、治理思路上有什么樣的不同?在治理重點和措施上有什么樣的改變,有什么樣的特點和創新?
劉炳江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連續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確實使空氣質量得到了明顯改善,大家感受得到。這八年的成功經驗可以總結為聚焦產業、能源、交通三大結構調整,抓住了四大機遇,推進了“減煤、汰后、控車、治污和抑塵”等五大路徑,汰后就是淘汰落后。這里面的關鍵是四大機遇。
第一個機遇就是國家天然氣消費量翻一番。從2013年的近1700億立方米,到2020年翻一番。如此海量的數據,對改善空氣質量是巨大的機遇。所以會同有關部門修改了天然氣利用政策,新增的天然氣主要用于城鎮居民消費和“煤改氣”,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項措施。八年來,集中資源、集中力量,主要在治理分散的煤炭和效率比較低下的煤炭,像鍋爐、工業窯爐等,全國燃煤鍋爐和窯爐減少了40多萬臺,對農村的散煤進行“煤改氣”“煤改電”,2500萬戶農村居民得到了治理,老百姓也告別了煙熏火燎的用能方式,這八年減少了煤炭消費量約5億噸,二氧化碳是10億噸。
第二個機遇,國家實施鋼鐵行業和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這個機遇。黨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務院提出對鋼鐵行業和煤炭行業三年內化解掉1.5億噸鋼鐵和5億噸煤炭目標,八年實施下來以后,全國鋼鐵產能減少了2.5億噸,煤炭10億噸。同時,大約1.4億噸地條鋼全部清零,4億噸落后水泥也淘汰掉。此外,在京津冀周邊地區,6.2萬家“散亂污”企業及集群進行了清理整頓。再考慮長江大保護,沿江城市一千多家化工企業搬遷、提標改造,還有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產業上千家,這兩大措施都為大氣污染物減排了巨大的減排量。
第三個機遇,大氣污染治理領域的科技進步。國內科技工作者自主研發了大規模、高水平的治理設施,使國家的治理水平大大提升了一步,比如國內所有的煤電企業都達到了天然氣的排放水平,也啟動了鋼鐵企業超低排放改造。同時,國內科學工作者也研發了具有世界水平的空氣質量預測預報模式,這樣就能使每次污染過程被準確抓住。應對污染的過程就能科學精準,解決長距離、跨區域的污染問題。此外,國內科學工作者自主研發了許多監測設備,包括超級站、走航車,還有空氣質量6參數監測站,全國各地城鄉進行布點,就能準確把握每次污染過程從產生、發展、消散的規律,有了這些站點,使得一定程度能夠解決“春天燒荒、夏天露天燒烤、秋天燒秸稈、冬天燒散煤、一年四季燒垃圾”的頑癥。
第四個機遇,創建中央環保督察制度。這個制度的創建,使得“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真正成為現實,地方人民政府對空氣質量負總責的要求得到了落地,也使每一條布置的措施從布置到開展一直到最后落實,都得到了閉環管理。這八年,每條措施的執行力都是空前的。要說經驗,是345,“3”是三個主要結構的調整,“4”是抓住四個機遇,“5”是“減煤、汰后、控車、治污和抑塵”五條路徑,每個環節都有不同。
劉炳江指出,我國現在成為世界上空氣質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國家,我國的煤源性污染基本得到了解決,但是空氣質量從量變到質變的拐點還沒有到來,表現的特點是重污染還仍然多發頻發,產業結構偏重化工、能源結構偏煤炭、運輸結構偏公路還沒有得到根本改善。
劉炳江表示,二氧化硫治理是比較徹底和成功的,但是氮氧化物和VOCs的治理還在路上,尤其是現在的氣象問題,春天沙塵、夏天高溫,冬天又來了厄爾尼諾,對空氣質量改善都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面對這些新任務新問題,在總結過去十年大氣污染治理工作的基礎上,本次出臺的《行動計劃》傳承延續了“大氣十條”和三年藍天保衛戰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主要指“減煤、汰后、控車、治污和抑塵”的五大路徑,會繼續在文件中不同的章節中體現。
一是要突出工作重點,堅持PM2.5改善為主線,當前我國空氣質量污染還是以PM2.5為主要矛盾,明確PM2.5的下降目標。
二是堅持系統治污,大力同進產業、能源、交通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交通領域的低碳綠色轉型量化指標最多,是這個文件的一大亮點,突出了氮氧化物、VOCs等多污染物協同減排。
三是強化聯防聯控,這是這幾年來空氣質量治理的一個比較成功的經驗,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已經由“2+26”城市變為“2+36”城市,長三角與京津冀基本上協同打通,整體解決東部地區的大氣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