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市的學生們在陽邑鎮柏林村孤的山戰役烈士公墓前，聽講解員講述烈士抗戰事跡。新華社記者王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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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時期，在冀南一個小鎮上曾上演過一場場無聲的糧食戰、貨幣戰、貿易戰。

　　這就是陽邑鎮。陽邑鎮位于武安城西部30公里，南洺河北岸，與邯鄲涉縣、山西左權縣接壤，歷史上是晉冀要塞的太行重鎮，兵家必爭之地。

　　抗日戰爭時期的陽邑鎮，憑借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商業貿易傳統，成為根據地物資中轉站、貨幣戰的重要戰場，在敵后經濟戰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被譽為太行抗日根據地的“小上海”。

　　抗戰時期，太行抗日根據地人民抗敵后援委員會頒發的貨物貿易憑證。

　　晉冀要塞的商貿重鎮

　　陽邑鎮位于武安西陲，東距武安城30公里，地處太行山的懷抱，太行余脈小摩天嶺、十八盤山脈盤亙左右，形成了山間盆地，人稱“陽邑盆地”。陽邑北倚群山，南臨南洺河，古時稱河的北岸為陽，因村鎮位于南洺河之北，故名陽邑。

　　陽邑鎮扼守著太行八陘之一滏口陘的咽喉要沖，沿南洺河向西過黃澤關可達山西境內，是西通秦晉、東接中原的關隘要塞。

　　歷史上，自漢代以來，陽邑鎮就是太行重鎮。

　　西漢初年武安開始設縣，陽邑便是縣域內的重鎮。

　　隋代時的陽邑鎮已發展為這一區域的商貿中心，于是在此設置了陽邑縣。

　　據《隋書·地理志》載：隋開皇十年(590年)設置陽邑縣，大業元年(605年)撤銷陽邑縣劃歸武安縣。陽邑設縣時間長達16年。

　　今天鎮上的陽邑古城，就是始建于隋代的縣城舊址。

　　陽邑古城坐落在一片高高的臺地上，當地人稱作陽邑寨。寨子東西長約300米，南北寬約200米，夯土城墻清晰可見，古城設有三座城門樓：東門、西南門和北門。

　　門樓為磚石結構，高懸的匾額上書有“古城”二字，城門不寬，僅容一輛馬車通過，城門樓上設有用來瞭望和防守的閣樓。

　　元代時陽邑仍為武安縣的商貿名鎮，在鎮內設有“爐官”和“稅使”，足見其冶煉、鑄造等手工業與商貿業之發達。

　　貫穿陽邑鎮的三里長街，是一條有300多年歷史的商貿老街，最初這里以車馬店為主，供往來這里趕著車馬拉貨的人落腳歇息，到了晚上家家客店點著蓖麻籽油燈，照得整條街道燈火通明。

　　武安的鄉村大多數是便于晾曬糧食的平房，而唯獨陽邑是平房少、瓦房多，因為陽邑鎮有近半數人以經商為主，晾曬農作物較少，建瓦房既氣派又有利于排水。

　　《武安縣志》中曾生動地描繪道：陽邑鎮“為西疆要區，人煙稠密，市肆櫛比，為柿餅、桃仁集散市場，居者農商各半”，武安的“山貨以核桃仁為大宗，柿餅、柿臠、花椒等次之，陽邑鎮最稱發達，每年秋季，客商云集，市面頗為繁盛……”

　　在武安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句順口溜：“武安縣八大鎮，數了陽邑數和村。”這表明陽邑商貿的發達歷史上位居武安諸鎮之首，為武安的第一大鎮。

　　抗日戰爭時期，太行抗日根據地流通的冀鈔和錢幣。

　　根據地的物資中轉站

　　這樣的地理區位和商貿傳統，讓陽邑鎮成為抗日戰爭時期太行山西部山區一帶的貿易中心。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不久，日軍占領武安縣城。陽邑也建立起“維持會”，組織群眾為日軍交糧捐錢。當時的陽邑擁有三千余口人，鎮上有信成店、和興永、大盛興、豫和成、玉興亨、后和店、德盛興、大興店等幾十家山貨經銷行。

　　在日軍的眼里，陽邑是自身地盤和“勢力范圍”，不在“三光”政策之列，因此，根據地黨、政、軍機關，以及情報部門以貨棧為掩護，像一個個楔子一樣，揳入陽邑鎮。邯鄲、武安等城鎮的商人，以及日本洋行的代理商，也紛紛涌入陽邑做生意。

　　因此，抗戰時期陽邑鎮的商業不但沒有凋敝，反而規模壯大，貿易更加繁榮。

　　陽邑，成為太行抗日根據地的“小上海”。

　　在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的情況下，陽邑鎮上演了一場場無聲的糧食戰、貨幣戰、貿易戰。

　　在陽邑鎮，至今保留著多所老建筑，記錄著抗戰時期的紅色歷史。

　　陽邑鎮有一幢坐北面南的四合院，是武安抗日民主政府的舊址。

　　正房和東西廂房均為瓦頂房，正房為三級青石臺階，臺階上設有兩根廊柱，回廊后面的大門兩側是通長的木格窗扇，由于煙熏火燎，顯得殘破不堪。

　　正是在這座不起眼的小院內，燃起了武安縣的抗日烽火。

　　1940年后，陽邑增加了德鎰和、德記、原順興、同信成、天增義等私營商店，太行抗日根據地的工商、稅務、貿易等政府部門，也在陽邑開辦了公營商店德慶隆、興記、裕太、福生祥、大豐棧等，輸出山貨，采購軍需民用物資，并加強貨物進出口管理和征稅等工作。

　　借助陽邑這個重點“中轉站”，根據地將太行山盛產的花椒、核桃、柿餅、杏仁等山貨，及黃芩、柴胡、知母、連翹等中藥材，皮、毛等產品銷售到敵占區，再換回根據地需要的食鹽、布匹、染料、紙張、堿面、糖、火柴等日用工業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在華北加緊了物資搶購和掠奪，防止糧食流入根據地，糧食成為敵我爭奪的重要戰略資源。

　　自古以來，太行山區有“東人吃西米”之說。太行山西部白晉鐵路沿線，長治上黨盆地一帶，土地肥沃，糧食產量高，是重要產糧區，而太行山東部涉縣、武安等地，地少人多，糧食產量少，需要從外地調糧，從而形成了“西糧東運”的貿易傳統。為扼殺抗日軍民，日軍便在太行山西部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和統制，防止糧食流入根據地，在太行山東部地區，其又放松貨物出入，大肆搶購和吸收糧食，形成“兩面夾擊”的搶糧局面。

　　日軍封鎖加上自然災害，根據地軍民面臨生死存亡的局面。各地有關糧食短缺的報告，也層層上報至晉冀魯豫邊區政府。

　　從1943年3月晉冀魯豫邊區工商管理總局的一份報告，可以看出當時太行抗日根據地糧食短缺的嚴峻局面。

　　邢臺臨城、石家欄，“每集調劑糧食百余石，購糧者均在700人以上，每人限購一斗或五升，仍供不應求。很多人等了兩三天，仍沒買到糧食，根據地已無糧可供調劑。”

　　武安陽邑鎮糧店，“經常只有幾百斤糧食，而需要調劑的糧食則達幾千斤。”

　　林縣、安陽、磁縣、武安一帶，“敵占區糧價上漲，偽幣跌落，是出口糧食、吸收緊缺物資的有利時機，但西邊糧食供應不上，不要說出口，連調劑的糧食都沒有。”

　　面對這種危急局勢，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提出了“不餓死一個人”的口號，采取廣泛募捐、以工代賑、減免糧款、節約糧食、推動生產、組織災民運輸和紡織等方式，全力度荒救災。

　　1943年春，“為盡力之所及，克服餓死人的現象”，太行旱災救濟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定下以下紀律：

　　“1、凡本村尚有力量有辦法可能進行救濟，而因工作不力，至于餓死人者，村政權負責人，應受以紀律制裁。2、凡有上述情況，餓死一人者批評，餓死二人者警告，餓死三人以上者應受撤職處分，上級負責人應受連帶處分。3、凡村中住有上級干部，而發生以上餓死人現象者，除本村干部負責外，該上級干部應受更嚴厲處分。”

　　在嚴峻的糧食短缺局面下，陽邑鎮成為調運糧食的重要中轉地。

　　據統計，1942年10月—1943年1月，武安、沙河兩縣參加運輸的災民有13935人，共獲得報酬小米83455斤。1943年，根據地調運到陽邑的糧食有400多萬斤。

　　貨幣戰的重要戰場

　　在保衛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斗爭中，陽邑鎮不僅是糧食戰的戰場，更關鍵的貨幣戰也在此展開。

　　晉冀魯豫邊區稅務總局派工作人員在陽邑一帶征收出入境貨物稅和煙產稅，組織緝私隊，查處走私糧食、牲畜、奢侈品、毒品、卷煙、白酒、迷信品等行為，維護正常的市場經營和交易秩序。

　　1940年5月，鑒于陽邑鎮在貿易和稅收中的重要地位，冀南銀行在陽邑設立漳北辦事處，下設武安、武南、偏城、涉縣、邢臺、沙河、磁縣7個支行，辦事處對外營業處為“和興永”貨棧。

　　為了擴大冀南銀行發行的冀鈔的流通范圍，在太行山西部白晉鐵路沿線，根據地用偽鈔(偽華北“中國聯合準備銀行”鈔票，俗稱“聯銀券”)購買冀鈔，使偽鈔貶值，冀鈔升值，進而用冀鈔購買更多的糧食。

　　而在太行山東部平漢鐵路沿線敵占區，根據地又用偽鈔高價購糧，促使糧價上漲，再在售糧時，只收冀鈔，并在保持一定利潤的情況下，逐步降低糧價，使冀鈔對偽鈔升值。

　　為了購糧，民眾更傾向用偽鈔兌換冀鈔，從而擴大冀鈔流通范圍。

　　聚集在陽邑市場的商販來自周圍大小城鎮，其中不乏一些日偽特務、漢奸混入其中，刺探消息。

　　冀南銀行漳北辦事處每天都要收付大量鈔票，根據地這處重要的金融機構，自然也成為敵人偵察、襲擊和破壞的目標。

　　為安全起見，平時工作人員將庫存現鈔分散攜帶。遇到敵情時，不易攜帶的金銀銅幣、鈔票或埋入郊外地下，或藏于附近山洞中，從而確保了財物安全。

　　在敵我斗爭中，陽邑鎮的地下工作者在當地建立起可靠的群眾基礎。

　　陽邑的“維持會”，明面上維護敵人，暗中卻聽從抗日政府的指揮，向八路軍通風報信。陽邑及附近的村莊都有可靠的“堡壘戶”，在陽邑工作的抗日人員一旦收到武安縣城、崗樓增兵或敵人突襲的情報，晚上便會分散居住到這些“堡壘戶”家中。

　　1941年初夏的一天下午，辦事處得到消息，武安縣城增兵，敵人有可能突襲陽邑。這天傍晚，貨棧對外營業結束，工作人員吃完晚飯，像往常一樣，將款賬分別包好，每人攜帶一份，居住到陽邑“堡壘戶”家中。

　　次日早晨，一位外出挑水的“堡壘戶”房東匆匆回到家，告訴辦事處人員，敵人已經包圍過來。由于消息獲得及時，辦事處人員大部分在敵人合圍前安全轉移，但辦事處警衛班班長和一名警衛戰士在突圍中遭遇敵人，壯烈犧牲。

　　在敵后經濟戰的敵我較量中，根據地有過慘痛的教訓，也增長了經驗。

　　1942年，根據地錯誤地估計了抗戰形勢，預判日本可能很快會投降，糧食價格可能回落，認為邊區存儲的糧食應當出口換取其他物資更劃算。于是邊區政府將根據地積蓄的三十余萬石糧食儲備全部用于了出口，造成短時間根據地糧食短缺。

　　而日軍乘機反攻，操縱市場提高了工業品出口價格，增加了邊區進口物資成本，使根據地遭受很大損失。

　　以陽邑冀鈔兌偽鈔的比值計算，1942年6月比值為1比0.2，1943年1月為1比0.5，而到了1943年4月，猛跌到1比0.2，再到1943年底，又跌到1比0.1。也就是說，冀鈔幣值最低時，一元冀鈔僅抵一角偽鈔。

　　這次失誤，是邊區開展對敵經濟斗爭中一次教訓。

　　1943年6月21日，中共太行分局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在會上作出了《關于太行區經濟建設工作的檢查和決定》，在肯定對敵經濟斗爭成績的同時，也直接批評了這一失誤事件：“在過去半年多的對敵貿易斗爭中，糧食出口是過火的，把實實在在的糧食倒弄成貨幣，以后不只賠了錢，而且還使對敵貿易陷于被動。”“是對于經濟上敵強我弱這一思想不明確，夸大自己看輕了敵人，不認識困難。對自己的困難了解不夠，對自己的家當估計不夠。”

　　總結陽邑鎮的敵我斗爭經驗，邊區政府和各級財經部門在根據地采取推廣野菜代食品、限制副食品出口、加強內地糧食調劑等一系列措施，逐漸扭轉敵人經濟封鎖的被動局面，走出困境，為抗日戰爭勝利積蓄了物質基礎。(文/張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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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的山戰役烈士埋骨陽邑

　　抗日戰爭時期，在陽邑，曾發生過多次御敵戰斗，一批又一批八路軍戰士英勇作戰，壯烈犧牲，埋骨于此。

　　被安置在武安陽邑鎮柏林村孤的山烈士陵園的133名無名烈士就是他們的代表。

　　1940年10月6日，時值抗日戰爭時期百團大戰第三階段——“反掃蕩”階段，武安日軍獨立第一混成旅團800人掃蕩陽邑、柏草坪，進攻八路軍重要的兵工廠之一——梁溝兵工廠。

　　八路軍129師部隊在日軍返回的必經之地陽邑附近，設置3個阻擊陣地，節節阻擊。

　　10月10日，129師三十四團一部在第一個阻擊陣地陽邑西北小店村伏擊日軍，擊斃五六十人。

　　11日拂曉，129師三八五旅十四團進到陽邑西側東西豆莊集結，準備以第二營在第二個阻擊陣地陽邑南側襲擊日軍，該營先頭剛出發時，敵已向武安退去，即跟蹤追擊。129師新編第一旅三十二團、三十四團(缺一部，在小店設伏)、129師隨營學校兩個連、涉縣獨立營等部至少3500余人在第三個阻擊陣地南叢井村西孤的山附近設伏。

　　然而日軍沒有從伏擊的地區通過，并發現我軍意圖，迅速占據有利高地，用優勢裝備向我軍進攻。由于敵情的變化和地形限制，由埋伏戰變成了劣勢地形、劣勢裝備下的攻堅戰、白刃戰。八路軍作戰英勇，擊潰了日軍，追至徘徊鎮附近。日軍向南經過徘徊鎮撤回武安。

　　此次戰斗造成八路軍400多人犧牲。犧牲者有50余人掩埋在南叢井村;200余人埋在孤的山下，20余人埋在陽邑東街黃泉路溝西岸。重傷員300人抬至陽邑柏林村，醫治無效犧牲160余人，就地掩埋，至今挖掘出133具遺骨。

　　據左權《論百團大戰第三階段的新勝利》一文，陽邑戰斗是百團大戰第三階段“反掃蕩”階段東線戰斗的一部分，西線戰斗就是百團大戰中著名的關家垴戰斗。

　　2010年，孤的山戰役烈士公墓在陽邑鎮柏林村建成，烈士遺骨得以安葬。

　　2017年，武安市修建了柏林村東環路至孤的山戰役烈士公墓的鄉間道路，鋪設了一條長900米、寬5米、厚15厘米的水泥混凝土路面，以方便民眾緬懷先烈。

　　如今，孤的山戰役烈士公墓成為武安革命老區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文/河北日報記者 李冬云)

　　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張昆明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