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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走霧霾，我們該做什么
2016年的頭三天，北京、河北等多地居民，是在霧霾中度過的。
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編導張先生去了海南三亞，在碧水藍天間跑跑步，帶孩子打打籃球。他說，這三天，到三亞看房的北京市民不少，霧霾讓一些人有了離開的想法。
到空氣好的地方躲幾天，多數人能做到，但有勇氣、有能力舉家搬遷的，只能是少數人。短時間內徹底告別霧霾，并不現實，對生活在霧霾之下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希望只是:2016年，治理能取得成效，吸進肺里的霧霾能夠少一些。
霧霾已成最大民生問題
2015年12月27日，北京市發改委發布消息，2015年前11個月PM2.5累計平均濃度同比下降16%以上，大氣污染治理取得階段性成效。該消息甫一發布，立即引來無數吐槽。
北京市發改委的發布，有結論，有數據，沒有理由對其懷疑。“取得階段性成效”之所以和公眾感受不同，原因在于這一結論是針對2015年前11個月的總體情況，而發布消息前后北京連續出現重污染，這個時候說“取得成效”，即使是事實，公眾心理上也會有抵觸。
不想在此列舉霧霾可能對身體造成的危害，一些人選擇逃離北京，足以見其內心恐懼之深，而這種恐懼是有科學依據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說:“大氣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可以隔離，但是大氣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
對此，政府有著清醒認識。2014年1月北京市兩會期間，市長王安順透露，自己向國務院立下治霾“生死狀”，在2017年前實現空氣污染治理目標，國務院領導說了句既是玩笑也是句分量很重的話——“提頭來見”。他表示“空氣污染是個最大的民生問題”，人的生存無非依靠三個最重要的基本要素:陽光、空氣、水，而現在空氣和水都受到污染，“陽光我看因為空氣和水被污染也變得不那么明亮了”。所以，他的結論是:“空氣污染問題是民生問題，也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包括國內和國際問題。”
當霧霾已經影響到百姓健康甚至生存，治理刻不容緩。
治霾到底難在哪兒
應該承認，這幾年的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比如北京，按照市發改委發布的信息，3年累計壓減燃煤已經達到1100萬噸，相當于壓減了以往一年的燃煤量。目前北京核心區已經基本實現了無煤化，也基本實現無燃煤鍋爐，在城鄉結合部和農村地區實現了優質的散煤燃燒覆蓋。成績不小，但“空氣質量基本靠風”的事實，卻仍然讓公眾高興不起來。
一些專家預計，空氣質量根本性好轉，需要30年。這樣的預計，或許有些悲觀，但一定程度上說明治理之難。一個國家工業化程度高了，環境污染必然隨之嚴重，這是客觀規律，各國概莫能外。從這個意義上說，污染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不可避免的代價，是在“還債”。當然。過分看重GDP而忽視綠色發展的畸形發展觀，讓代價格外大。
關于霧霾成因，目前說法不盡相同:環保部說來自于供暖，住建部說來自于汽車尾氣，美國航天局說燃煤是罪魁禍首。無從判斷哪個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但這幾方面肯定都有貢獻。治理的難度在于，明明知道污染源就是這幾個，但治理卻有難度:冬天滴水成冰，不供暖行嗎?尾氣有污染，車不開行嗎?燃煤污染厲害，但不讓燒煤，工廠開不了工，工人去喝西北風?既要治理污染、又要保障經濟發展，治理需要找準一個平衡點，難度不小。
然而，在霧霾已成最大民生的現實下，平衡點再難找，也一定要找到。治理立竿見影不現實，但要讓百姓看得到治理的效果，讓他們對治理有信心、愿意配合。做到這點，要有長期和短期目標，有具體責任人，完不成目標要有具體懲罰措施。
讓法律的“牙齒”更鋒利
談到霧霾治理，“依法”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這些年，環境立法、執法、司法都有令人欣喜的進步，剛剛過去的2015年，同樣亮點不少:立法方面，8月，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揮發性有機物、生活性排放等物質和行為納入監管范圍，嚴控船舶大氣污染排放，加強重污染天氣預警，加強環境風險的預防和控制，細化社會參與和監督，推行排污權交易，這些為治理霧霾提供了法制依據;執法方面，加大對違法排污的處罰力度，多地政府負責人因為治污不力被約談;司法層面，檢察機關提起多起環境公益訴訟。
但現狀和公眾期待相比，仍有不小距離。限于篇幅，背后原因難以一一分析，這里只說一點:法律威懾力不夠，執法效果大打折扣。
2015年12月22日24時，北京市持續89小時的重污染紅色預警解除。據統計，限行4天，全市共有11.28萬余輛機動車違反單雙號限行規定，僅僅22日當天就查處了4.4萬余起。治理霧霾，政府是第一責任人，但僅憑政府“單打獨斗”不可能成功，“全民有責”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污染都這樣了，不差我這一輛車吧?”如果很多人都這么想，限行效果一定不理想。
人們素質、覺悟不同，有人這么想并“以身試法”，不奇怪。問題在于，一些人為什么敢于那么做?按照目前處罰規定，違反限行每次罰款100元，不扣分。北京城很大，出去辦事打個車，稍微遠點100塊錢都不夠打來回。與其寒風中等車還不少花錢，倒不如開車出去認罰100元，這是一些人的“小九九”。違法成本低，讓一些人作出違法的選擇。我們可以批評他們沒有社會責任感，但更該改變的是法律。一旦法律的“牙齒”更鋒利，違法成本加大，“經濟人”將會作出符合理性的選擇。
在英國留學的學生在微信上留言，介紹在英國如果違反禁行規定，罰款數額是1000英鎊。這樣的違法成本，足以遏制一些人違法的沖動。我國法律法規中這方面的規定太過“仁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勵違法的效果，該改改了。當然，修改需要經過正當程序。
說到機動車違法，還想說一下外地車。筆者周圍很多人注意到，限行時段，路上跑的外地車越來越多，各省牌照車輛都有，河北、天津的最多。甚至有外地車主嫌麻煩連進京證也不辦了(進京證有效期是7天)，“逮住認倒霉，逮不住就開”。
一旦規則只能管住“老實人”，不守規矩者從中獲益，其后果一定是帶動更多人漠視規則，霧霾治理腳步會因此被延緩。管住外地車，難度可能更大。想提醒有關部門的是，當處罰的不可避免性難以實現的時候，處罰的嚴厲性便不可或缺。
能先給孩子裝上空氣凈化器嗎
霧霾對身在其中的每個人都有傷害。和成年人相比，孩子受到的傷害更大。醫學專家解釋，這是因為從生理結構來說，孩子沒有鼻毛，防御能力弱，霧霾更容易侵入;孩子的個頭比成人小，離地面更近，更容易吸入霧霾顆粒物;另外，相同體積的顆粒物進入孩子身體，擴散開產生的危害比進入成人身體要更大。一些家庭之所以選擇“背井離鄉”到外地生活，孩子健康是最大動因。
不得不繼續生活在霧霾中的孩子，如何得到最大限度的防護，牽動著每一名家長的心。有條件的家庭大多購買了空氣凈化器，家中防護有了一定保障，但除了紅色預警期間待在家里，孩子有相當長時間生活在幼兒園、學校，如果這方面的防護缺失，傷害很容易發生。因此，教室安裝空氣凈化器的問題，一直為家長所關注。
2015年12月27日，北京市教委介紹，2014年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提出議案，建議政府應出臺相關規定，為受霧霾影響地區的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室統一配備空氣凈化器。一年多以來，北京市教委也一直在組織專家、研究機構和社會各方代表參與校園空氣污染防治的研討工作。但是，因相關防護設備的安裝必須經過科學論證，防止衍生出新的影響孩子健康安全的問題，因此目前尚未有妥善的解決方案。
北京市教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慎重是必要的，但和慎重同樣重要的是效率，霧霾頻現，孩子健康等不起。
沒有統一政策，目前教室安裝凈化器由學校自行掌握:有的學校統一安裝了;有些學校家長集資購買，學校同意安裝;還有的，學校不裝，也拒絕家長集資安裝。如果安裝空氣凈化器確實有效果，學校“各行其是”的結果，是將部分孩子健康置于不利境地。在這個問題上，全市乃至全國“一盤棋”是必要的。
當務之急，是確定教室安裝空氣凈化器的效果。如果效果不佳，需要找其他替代方法;如果有效果，裝就是必需的，接下來要考量的是誰來裝，錢從何來。財政出錢統一裝，當然最好，但從安裝到維護，是很大一筆費用，一些地方完全由財政出，或許有困難。如果財政不能完全負擔，則應結合實際出臺和學校、家長的分擔方案。
用法治保障治霾不跑偏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霧霾治理都將是全社會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項工作如果能和治霾掛上鉤，就顯得更加“師出有名”。
和治霾有關的工作，全社會都要支持，但需要注意兩點，第一，某一政策、某一工作和推動霧霾治理之間的聯系，應該是客觀的而非想象的;第二，良好初衷不能替代程序正義，治理霧霾不能成為僭越程序的理由。
說最近的兩件事吧。2015年12月16日，上海市發布《上海市揮發性有機物排污收費試點實施辦法》。這一收費項目被人們習慣地稱為“征收霧霾費”。2015年7月，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印發文件，提出從當年10月1日起對石油化工行業和包裝印刷行業征收揮發性有機物排污費，北京市已于2015年10月啟動這一試點。
這一收費項目設計基于“誰污染誰負責”理念，意在通過價格杠桿調整企業排污。不過，1987年發布的大氣污染防治法，2003年發布的《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等法規，都有污染企業負責治理的條款。但污染日益嚴重的現實，卻讓人對這種條款的有效性產生懷疑。在一些地方，污染企業交的費已經異化成排污“通行費”。
如果污染企業交的錢都能用來治污，效果應該比較明顯，問題在于，這筆資金的去向從來是一筆糊涂賬。據中央電臺《中國之聲》披露，2003年至2013年，我國累計征收排污費1700多億元。但截至目前，國內并沒有統一的揮發性有機物治理標準，而且監管部門核算揮發性有機物的排放量，主要依靠企業自行申報。至于排污費花到哪兒去了，各地環保部門的網站都找不到答案。
另一件事是油價已經連續兩次暫緩下調，有關部門給出的理由也和污染有關，“我國環保形勢日益嚴峻，一些地區以臭氧、灰霾污染為特征的復合型污染日益突出，機動車尾氣排放是造成空氣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充分發揮成品油價格杠桿作用，是促進資源節約、治理大氣污染的重要手段。”油價如何影響用油數量，乃至最終影響污染狀況，這需要實證數據支撐，而不能憑想象。目前制定和調整油價的依據，是《石油價格管理辦法(試行)》。滿足什么條件，價格如何升或降，該《辦法》都有明確規定。降油價的條件已經滿足，卻以治理污染的名義將有效規則棄之一邊，對法治和誠信政府形象，都是不小損害。
適應治理霧霾需要，現行規則中不合理之處應及時修改，但修改必須遵循正當程序。治理污染當然重要，但如果“重要”可以成為不經程序而改變規則的理由，那么，恐怕也就沒有穩定的規則可言。
在法治軌道上運行，霧霾治理才不會跑偏。
其他國家如何擺脫霧霾
英國:1952年12月上旬，英國發生嚴重的毒霧事件，奪走超過1.2萬人的生命，更多人患上了支氣管炎、冠心病、肺結核或癌癥。
1965年以后，有毒煙霧得到有效治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是政府部門重視環境保護，以加大投入和加強立法方式不斷改善和規范污染空氣的生產、生活方式。1956年的《清潔空氣法案》設立了無煙區，只準使用無煙煤、焦炭、電、煤氣、燃料油，禁止使用其他燃料。地方政府根據法律有權禁止煙囪高度不夠的建筑重建，燒煤的發電廠和重工業都遷往了郊區。
美國:1952年12月的光化學煙霧事件，洛杉磯市65歲以上的老人死亡400多人;1955年9月，由于大氣污染和高溫，兩天之內，65歲以上的老人又死亡400余人。
1955年，美國頒布了第一部聯邦污染控制法《空氣污染控制法》;1963年，制訂《聯邦清潔空氣法》;1967年，制訂《空氣質量控制法》;1970年，國會通過《清潔空氣法》。此外，美國肺臟協會還在每年年底發布《空氣狀況報告》，讓美國人了解自己所在環境的空氣質量，并從每個人做起使空氣更清潔、更健康。
日本:日本環境省設有大氣污染物質廣域監視系統，對包括PM2.5在內的各種大氣污染物質進行監測，將相關數據匯總分析通過網站24小時發布。2000年，東京都制定相關條例，規定達不到PM2.5排放標準的柴油機汽車禁止在東京都內行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