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英賴以生存的分撿洋塑料垃圾作坊,是洋塑料泛濫的冰山一角。當眾多像王秀英這樣靠洋塑料垃圾謀生的勞動者,用損害健康和持續危害生命及環境的代價進行著這樣的勞作時,分撿洋塑料垃圾現場的骯臟、惡臭和其背后所造成的危害,豈只可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
王秀英只是眾多從事洋塑料產業中的一員,也只是最底端的一員。而在其上游,有“干塑料”的“倒料”商們,有走私者們,王秀英只是從中獲得了極為低微的低端勞動報酬罷了。但這樣的報酬顯然與其勞動付出以及健康危害要不對等的多。有人對洋塑料垃圾的危害進行詢問時,一位工人表示,“別問這個村因洋塑料誰得了病,你得問村里還有誰沒得病”,如此這樣的回答,足可以映照出洋塑料垃圾危害之大。
從王秀英的個案,管窺整個洋垃圾走私、分撿、再生產過程,從中可以看出整個產業鏈條有多長。而相關信息顯示,美國加州產生的洋塑料垃圾,有70%被運往中國大陸,28%被運往中國香港,只有剩下的2%運往其他地區。倘若加上香港的28%的份額,那么,這么大的份額洋塑料,被運到中國,除了巨大的市場需求之外,就是一個群體所需要的經濟利益了。
洋塑料屢禁不止之下,分撿后的洋垃圾最終只能付之一炬,加上清洗洋塑料所產生的廢水,洋塑料產業形成了“空氣不好、水不好”的惡劣后果。這中間,摻雜著的只是這個群體“就是錢好”的追求,摻雜的是對像汽車等商品的物欲需求。
洋塑料垃圾,其中一些成分確實有一定的經濟價值。但缺乏必要的監控和管理,有的洋塑料根本一點經濟價值都沒有,也會在洋塑料的整體打包中被運輸進境,隨同其進境的則是無窮盡的污染和危害。
洋塑料橫行之下,是國內環境保護失之于寬的現實。據世界經濟論壇2013年對全球企業高管進行的調查,中國環保政策嚴格程度在全球140個經濟體里僅排67位,前后分別是菲律賓和塔吉克斯坦;環保政策執行嚴格程度全球排63位,前后分別是埃塞俄比亞和柬埔寨。
洋塑料轉移,冠冕堂皇地說,是換取一定的經濟資源,苛刻地說則是產業鏈上下游的分工,但這樣的分工,顯然于個人、于地區具有難以根治的危害。
從廣東到天津,到河北,到遼寧,洋塑料垃圾一路北上,一路向內地侵蝕,產業鏈的低端從業者們“供養”著走私商們,而所有的洋塑料垃圾從業者,無一不是為了或大或小的經濟利益。當從業者們只是為了錢,而監管者的監督又失之于軟失之于寬時,洋塑料垃圾泛濫也就不足為奇了。唯一根治的方法是,盡快讓環境保護等相關法律“長出牙齒”來,不以犧牲環境、犧牲人的健康為代價謀求發展,讓海關等相關部門擔負起應有的監管責任,真正將洋塑料垃圾拒之于國門之外。
在王秀英打工的天津靜??h子牙鎮以及河北省保定、廊坊一帶的村莊,干塑料已成為一條巨大的產業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