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不孕不育問題的夫婦不少,一些家庭繞過經批準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用私下“借精”的方式“造人”。
以“捐精”“不孕”為關鍵詞在網上搜索,可以找到數百個聊天群。捐精者和求精者就潛伏在里邊。近日,記者假扮成“求精者”混進多個群里,逐步揭開了這股地下暗涌。
算好排卵期、半小時搞定、以五次為限(這一群人奉行的“規則”之一)……表面上看,地下捐精很簡單。實際上,這里涉及了法律、倫理和生理上的多重風險,對雙方而言,很可能打開的是個令人苦惱的潘多拉盒子。
捐精者講述
年近30歲的“陽光大男孩”:我在這個世界上多了點血脈
“我給你講個笑話吧。”在深圳一家快捷酒店的房間里,年近30歲的胡思有些局促不安,試圖用笑話打破彌漫在空氣里的尷尬。對面,是一個年長他幾歲的上海女人。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2013年夏天,胡思在上海一個捐精群里認識了一個32歲的女子。該女子與丈夫開公司,經濟條件很好,但男方在生育方面有問題??紤]到去醫院做人工授精程序繁雜費時間,輪候一年還不一定能成,在丈夫的默許下,女人打“飛的”到深圳,直奔之前訂好的酒店,接受胡思的“捐精”。
折騰幾回后,上海女人趁胡思洗澡時,把一個五千塊的“紅包”悄悄塞進他的包里。
記者通過一個名為“真誠捐助孕借種求子群”的聊天群聯系上胡思,第一次見面時,他穿著白襯衫和牛仔褲,腳踏NIKE的運動鞋,還背著一個斜挎的黑色單肩包,坐在肯德基一個角落里喝著可樂,一副陽光大男孩的形象。
“我在公司做內審稽查的,就是企業內部可能有腐敗行為,查查這個消耗是怎么來的。”他用濃重的河南口音做了開場白。
14年前,高中未畢業的胡思走出老家,南下深圳闖蕩,在工廠里做過普工,捉襟見肘時還睡過兩次天橋。后來,他參加成人高考,拿下大專文憑,現在有了一個準備結婚的女朋友。
接受胡思“捐精”的上海女人后來說她懷孕了,胡思說:“其實我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像是自己的寶貝被人偷了似的,感覺失落,又感覺自己很有成就。”胡思擺了擺手,以表達內心復雜的心態。
直到如今,那個五千元的紅包還放在胡思的抽屜里。胡思向記者說:“我想可能是她不想欠我的,其實我也沒覺得她欠我的,只要對小孩好就行了,紅包在我這我反而覺得欠她的。”
“孩子老了也不養你,你不是白忙乎嗎?”記者問道。
“倫理上不是我的,但科學上來講是我的一部分,我在這個世界上多了后代。”胡思笑著,露出了一排白齒。
以“間接”方式備受追捧的博士:不擔心我的兩個孩子會遇到
地下捐精的世界,既有主動出擊的角色,也有守待人物。30歲的董昂,無疑是“弱攻擊性”的那類人。
他戴著眼鏡,長相斯文,說起話來條理清晰,而且善解人意。根據他提供的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就業協議書等8份證件可以知道,他目前在廣州某研究所工作,是華南一所985高校的生物學博士。
董昂說,去年底,廣東陽江一個婦女上門求助,他幫忙計算好對方的排卵日,在這一天去酒店開了兩個房間,這邊廂用注射器取完精子,立刻拿到另一邊 推到女人的陰道內,后來對方順利產子。董昂告訴記者,他用的是“實驗室工作自備的無菌醫用器材,避免精液染菌、活力下降和體積損失”。
博士頭銜以及“間接”的方式,讓董昂格外吃香,許多求精者找上門來“洽談”。這幾天,他趁著周末去給一個珠海女子“獻精”。對他來說,捐精猶如水稻田里的“雜交實驗”,只要計算科學,步驟正確,便能開花結果。
這個想多一份血脈,又不想背叛自己老婆的男人,奉行“科學主義”原則:“2014年測一個人的完整基因組,已經降到了1萬美元級別,也就是說, 花幾萬塊人民幣,十天半個月,就可以測完您本人的基因組。再過20、30年,在醫院里基因測序就會跟驗血一樣常規,完全不必擔心后代相遇的問題。”
董昂輕描淡寫地說:“等孩子長大了,珠三角人口總量肯定超過一億人,兩個人(即同是他的孩子)遇到的概率有多少呢?而且(捐精)成功后,對方可以告訴我孩子的出生日期和醫院,互相通知一下,以后孩子談朋友,對方(接受捐精者)作為父母先問問對方的生日即可。”
探秘
真是“捐”那么單純嗎
由于絕大多數屬于一對一聯系,因此目前尚無法統計地下捐精者的人數,但顯然其總量龐大。這個群體基本“單兵作戰”,難為外界知曉。
記者發現,“真誠捐助孕借種求子群”的聊天群有63人,欲捐精的人十分活躍,每天都能看到他們不約而同地以“年齡身高血型學歷”為格式在群里發布個人簡歷,供求精者“挑選”。這里,既拼硬件也拼軟件。
在“北京捐求精不孕求子群”,人數高達255人,群主和管理員不定時觀察成員的個人信息和聊天空間等,一旦發現偽造或隱瞞,會將其踢出群。
記者調查得知,多數捐精者聲稱自己最多捐到第五例就停止,但地下捐精沒有約束制度,且多數捐精者并不忌諱同城配對。
有的純粹上網找女人
在胡思潛伏的聊天群里,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男人上網“尋獵”。記者以求精者身份一出現,就有超過10名男子主動來“勾搭”。他們許多都打著“無償捐精”的旗號,但普遍希望能以直接的性行為方式進行,言語之間,充斥著許多躁動。
“這是我的研究生證”,上海一所211重點大學的研究生發來證書,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身份。見記者“猶豫不決”,他以一種急不可耐的語氣,每隔幾個小時問一遍:“在嗎”、“考慮得怎么樣?”“就當‘五一’來上海旅游下嘛”。
天津一位在科技公司做投資的男子,渾身上下透出一股“霸道總裁”般的作風。他老婆生了個男孩,已經兩歲多,之前“幫”過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以“直接”的方式“使”對方妻子生下一對龍鳳胎。
這位忙于出差和應酬的“成功人士”,聊上幾句便沒有耐心,“你手機號能發給我嗎, 打個電話把事情都說清楚,我不會經常騷擾你的,我也沒那時間,因為我也很忙。”
遭到拒絕后,他開始炫耀自己的身體狀況,聲稱每天堅持鍛煉,還會去健身俱樂部,成功概率高。最后他終于妥協,甩下一句“要不間接吧,我也不直接了”,并不忘強調,此次獻精是多么不容易——“我不輕易給的,現在有時間,才幫忙”。
在記者調查的10個捐精者中,有8個人都以“間接成功率低”“不想那么累”“最終還是得直接”等理由,提出直接“相助”。
“有些人就是純粹進群找女人的,思想不健康。”胡思眼里閃過一絲鄙夷,“大方向來看,是品德問題,會影響以后孩子性格,那樣的人,精子就算很健康,你敢用嗎?”
開價五萬想賺錢還貸
依照目前相關法律法規,人類的精子禁止買賣,但在地下捐精這個隱秘世界,仍有人將精子標上價碼推向黑市。
有一個24歲的河北男子,自稱家庭條件不好,13歲出來打工,8年后用第一桶金開了家鞋廠,不料讓朋友坑了,賠了一百多萬元,現在還有35萬元銀行貸款沒還,急需用錢,“不然也不會干這個”。
他向在聊天群里偽裝成“求精者”的記者開出一口價——“五萬”,而且還是“直接方式”。當被質疑價格過高時,他拉低了身段:“如果你們確實真誠,價錢可以商量。”
相比之下,北京一位高考630分的大學畢業生,提供的服務簡直算是“白菜價”——間接捐精,收費2000元,一直到對方成功受孕為止。
在這位大學生看來,這2000塊錢,既是捐精期間的“誤工費”,也是一種合理的“服務費”,如果不收費的話,反而會讓人不安,“無償捐助,聽起來總有些不良企圖,我倒是覺得收取一些適當的補助是合適的。”
盡管從法律上來看,捐精人與受精人之間的買賣協議,會因為違背公序良俗而自始無效,但這并不影響該男子將精子買賣理解為普通的商品交易。他說:“如果收費的話,我們之間也更好地履行協議,不收費的話,萬一我中途退出,你也不好約束。”
生物學博士董昂透露,與正規途徑相比,地下捐精更為“便宜”。“在醫院,人工授精一次6000-8000元,成功率也不高,只有10-15%,弄下來花個十萬八萬元很正常。”
(注: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
新西蘭一名91歲的老婦近日在南島昆斯敦附近一座古老的鐵橋上縱身躍下,引來圍觀民眾的尖叫和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