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詰問：子不教，誰之過

　　“在這件事中，12個孩子都是受害者。孩子行為的偏差是家庭、學校、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采訪的最后，當記者詢問潘月俊是否有內容需要補充時，他頓了頓，說：“一開始你問我‘是不是有些孩子天生暴虐?’我想再強調一遍，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向善的，每個孩子都想讓父母以自己為榮。”

　　冷血少年的暴力事件令人震驚。但與其憤憤指責孩子如何泯滅起碼的人性，不如沉下心來思考一下：隨著30年來國家的快速發展，我們的社會正在發生著怎樣的嬗變，當社會巨變的觸角延伸到每個農村孩子時，又將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

　　不可否認，孩子的生存環境儼然已“今非昔比”。

　　“使青少年暴力發生可能性出現上升的因素很復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青少年暴力”的調查中如此總結。家長對兒童的監督和監管不力;粗暴、松懈或缺乏一致性的家長懲罰做法;家長與兒童之間依戀程度較低;家長濫用物質或有犯罪行為;家庭收入過低……在這份調查報告中，近30個風險因素分析中，與父母直接相關的竟達10個。

　　然而毋庸置疑，由于城鄉二元發展結構的不平衡，年輕的農村父母仍在持續不斷地奔向城市，家庭教育的缺口因著農村空心化愈發明顯。在今日農村，“有飯吃有學上”幾乎仍是監護人的全部監護內容。

　　而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少子化趨勢、隔代撫養的家庭結構使得即使是物質條件相對落后的農村，也開始對孩子嬌生慣養。挫折教育的缺失，也使這一代孩子在性格養成中更容易走向自私、冷酷的負面。

　　而在學校，農村孩子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升學壓力，很多時候，老師對一個學生的評價，往往就是成績怎樣，愛不愛寫作業。成績不好的孩子遭到漠視，即使是成績較好的孩子，除了分數之外的個體存在也同樣遭到漠視。課余，手中握有大把休閑時間卻缺少引導的孩子，往往被直接推給了傳播渠道日益發達、商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卻仍沒有分級監管的大眾媒介。

　　各種客觀、主觀的眾多因素造成了這些農村孩子成長環境的畸形化。

　　每一次悲劇之后，憤怒、震驚、譴責……輿論的反應總是似曾相識。雖然在民間有討論降低刑事歸責年齡、以避免“事后懲戒失靈”的聲音，但從“每一個孩子都是受害者”的角度而言，盡快彌補“事前保護缺位”才是保護更多孩子的當務之急。

　　只有充分搞清悲劇背后的社會肌理，及早采取治愈的行動，悲劇才不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