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新聞]今年以來，國內一些地方以農村留守少年為主的未成年人傷人事件多發。少年傷人事件在令人關注的同時也令人困惑：一連串案件背后，往往并不是像成人世界里的刑事案件那樣具有仇殺、情殺、財殺等重大緣由，有的甚至僅僅起緣于一群年齡在9至16歲的農村少年“閑來無事打人玩”。

　　人們不能不發出這樣的疑問，在這些農村少年的眼里，為何法律與生命是如此輕忽?在拳腳紛飛、磚頭高高揚起時，他們的戾氣從何而來?本報記者以今年早些時候在河北省西部某地發生的一起少年暴力案件為線索，對農村留守少年的法律意識現狀進行了調查。

　　在事發后一個多月里，很多涉事孩子的家長甚至沒有去向受害人家長道歉

　　引發柏村小學這起少年傷人事件的起因，僅僅是因為65元錢。

　　柏村小學坐落在柏村西頭，沿著村里唯一一條東西方向的柏油馬路，東東家開的小賣店位于學校東行100多米處。因是柏村多數孩子上下學必經之地，同班女生蘭蘭說，有同學曾看到東東向經過的學生要錢。而有次上體育課時，東東還曾扔小石子把同學的頭打破了。

　　在東東父親講述的版本里，那日，東東從小輝處“拿”到的65元錢，只是孩子“借”來為同學買生日禮物用的。

　　但他承認，聽到小輝“告狀”后，妻子馬上沖到了同學家，找到正在給同學慶祝生日的東東，拉到屋外的墻角便一頓訓斥，還禁不住推搡了孩子，“同學應該是看見了”。

　　隨后，11個孩子就在東東的帶領下對8歲的小輝開始了毆打，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9歲，最大的也還有兩個月才滿14周歲。持續昏迷兩天后，小輝最終因“顱腦損傷”在醫院里死去。

　　由于涉事孩子均未達到承擔刑事責任的法定年齡，打人的孩子們沒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但這起案件在當地引發的影響卻很大。

　　記者見到東東爸爸時，他緊抿著嘴唇，淚水在眼眶里打轉。令他不安的是，直到事發兩個月后，原來活潑的兒子除了大小便外，仍幾乎不出屋，晚上再不敢一個人睡覺，即便跟大人一起睡，孩子還要把被子摞成半米高放在身邊，說只有這樣，才覺得安全……

　　東東家開的小賣店是一間15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除孩子們的零食外，小賣店外墻上，爸爸還用毛筆字標示著雞蛋、蔬菜、糧油的價格，一墻之隔的休息室里放著一張單人床、一張麻將桌。記者到訪時，因是雨天且上午九時不到，并未看到平時小屋里的熱鬧景象。

　　東東在家排行老二，姐姐早已嫁人，妹妹只有5歲。對于唯一的兒子，東東爸爸否認會格外嬌慣，相反，倒因為小賣店生意忙，而對孩子疏于管理平添心中愧疚：“顧不上做飯了，孩子就啃袋方便面，作業什么的也沒人輔導，做完就跑出去玩了。”

　　打人的11個孩子中，像東東這樣有雙親陪伴的并不多。

　　這是一個留守兒童問題很突出的地方。雖地處河北省西部，但該縣縣城房價大致每平方米五六千元，與縣城的地位相比，這樣的房價顯然有些高。當地人解釋說，房價系前些年小煤礦興盛時被抬高所致，但隨著國家的集中整治，這里的小煤礦幾乎全部被關停，此后，男人們開始到包頭、北京、天津等地打工，甚至有不少外來媳婦拋夫棄子離開，家里僅剩老人和孩子一起生活。

　　記者來到另一個涉事孩子興興家時，他的爸爸正忙著壘廁所，身上滿是飛濺上去的爛泥。出事后，在外地打工的興興爸爸趕了回來，這才有時間為家里做些修繕。雨后，沿著院子西邊僅有的一條20厘米寬的鋪磚小道穿過泥濘的院子，來到興興家的土坯屋里，進到東廂房，老式的滿布格子的窗戶使得屋子光線昏暗，桌下滿是凌亂的廢棄包裝袋。

　　此時，興興媽正坐在炕邊上陪3歲的小兒子玩。由于丈夫平時不在身邊，忙于拉扯小兒子就已經占去這個三十多歲農村婦女的精力，問起大兒子平時的情況，她警覺但又很木訥地看著記者，只張開滿是干皮水泡的嘴唇道“挺好”。隨后，都是奶奶在一旁幫腔：“孩子平時可聽話了。”

　　而另一個參與打人的孩子強強則一直是班長，成績也總能名列班級前五名，是老師家長眼中的好孩子。因為一直在縣城上學，父母認為他根本談不上與小輝結怨。

　　村里有人看到，當11個孩子從鎮上公安機關接受審訊出來時，有個等在門口的家長一把將孩子摟在懷里，“哎呀，可苦了俺孩子了，說，吃什么，咱馬上去買。”說到這里，村里許多人也很氣憤：孩子闖這么大禍，家長這算什么態度。

　　“人家孩子死了，我們脫不了干系，是得承擔責任。”在所有涉事孩子的家長中，強強的父母是答應賠償“最痛快”并曾向小輝爸爸張千當面致歉的。但事實上，在事發后一個多月里，很多涉事孩子的家長甚至沒有去向受害人小輝的家長道歉。

　　大人如何生活，孩子將如何游戲。

　　“當前，農村的自我教育功能正在逐漸弱化。”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王雄向記者表示，伴隨著社會轉型，農村出現的空心化使人群的構成體系遭到了破壞，農村長時期基于熟人社會形成的村俗民約受到沖擊，這其中“三觀未定”的孩子，受到的影響又遠遠超過了成人。

　　“兒童的問題，往往是父母‘制造’。兒童在模仿中成長，他們的許多言行實際上是在父母身上習得的，打人的孩子往往也經常遭家長打罵。”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兼職碩士生導師、小學心理教育專家、南京市揚子第二小學校長潘月俊認為這并非是家長的偶然為之，而是其教育意識和能力不足的集中體現。在今天的農村，這種“揍一頓、罵一通”，出了事又百般護短的教育方式是普遍現象。

　　因為“課本上幾乎不涉及法律知識”，張琴只能用最通俗的“殺人償命說”來“嚇唬”孩子們不要打架斗毆

　　小輝被毆打致死后，雖然正值假期，柏村小學還是將家長和學生召集到操場開了會。對開會內容，許多家長說因為“喇叭刺啦啦響”，并沒聽太清，“大致是講點兒法律知識，鎮派出所民警講的。”

　　“當前我們的小學教育中，生命意識教育缺失，法律意識教育也處于邊緣地帶。”在鄰鎮一所鄉村小學擔任班主任的張琴，對此有切身體會，因為“課本上幾乎不涉及法律知識”，每次開班會或放假前講注意事項，除了叮囑學生“防火防雷電防水等”，她只能用最通俗的“殺人償命說”來“嚇唬”孩子們不要打架斗毆。

　　2007年，柏村小學因撤點并校成為一所寄宿制學校。根據規定，除本村學生外，其他村子的學生自3年級起便需住校。11個參與群毆的孩子中，除東東是柏村本村學生，另有一人在縣城上學外，其余9個孩子都是住校生。

　　每到周五下午放學和周一早上上學，柏村小學門口都會擠滿接送孩子的家長。3年級便開始寄宿生活的孩子們每周平均只有三個晚上住在家里。而在張琴任職的學校，有些家長覺得路不好走或者認為孩子在學校有人照看放心，十幾個一、二年級的孩子竟也寄宿在學校。“孩子實在太小，晚上有的孩子睡迷糊了，站起來就往別人床上撒尿。”

　　被問起喜歡住校還是喜歡在家，張琴學校六年級的劉軍立刻眼圈泛紅，他小聲說：在學校每天晚上都要固定上晚自習，但在家里寫完作業了還能和爸爸下軍棋玩。而面對即將到來的初中寄宿生活，聽慣了同學抱怨的蘭蘭顯得很沒信心：“他們說一天三頓幾乎都是一種菜……”

　　“老師要扮演高水平父母的角色。”在鄰縣一所搞得不錯的寄宿制小學采訪時，校長張志的話至今仍令記者印象深刻。他感慨，礙于目前家長的教育水平和農村空心化的現實，“農村孩子從現實生活里感受到的正能量太少了”。

　　身為心理老師和小學校長，潘月俊認為“對于如何輔導成長中的青少年，許多家長根本不知道”，因此現實中，學校還肩負著教育家長的職責。

　　“很多時候我們做的是亡羊補牢的事情。在學校里，最淘氣的孩子可能易受關注，但潛在的受害者、追隨者同樣需要關注，比如受害者通常會表現出自卑、膽怯、懦弱，如果及早發現本可以及時預防。”

　　在這個悲劇里，遇害者小輝就是這樣一個孩子。

　　在柏村幾乎人人都知道，8歲的小輝是個被母親拋棄的孩子。4歲時，小輝曾被母親帶到縣城生活，并在那里上了兩年幼兒園。照片上，胖嘟嘟的小輝抹著紅臉蛋，眉心點著紅點表演節目，白白的牙齒映襯著一張笑臉。但兩年后的一天，當媽媽不知何故憤怒地將衣架甩到小輝臉上，告訴孩子不想再把他帶在身邊后，父親張千與兒子一路哭著從縣城回到了柏村。其后，由于張千外出打工，小輝只能與年邁的姥爺相依為命。

　　事后大人們才了解到，因為想要回65元錢而與東東“結下梁子”后，小輝嚇得不敢去學校，在村里的一處秸稈垛里躲了一周。

　　“他也不跟別人說，按點兒出門，按點兒回家。”令張千無法釋懷的是，孩子沒上學一周后，學校老師才派學生來家打聽，甚至既未仔細詢問孩子原因，也未通知他本人。

　　“農村的心理健康教育缺意識更缺師資，幾乎是空白。”因為每年都要參與南京市心理健康教育評估，潘月俊對農村心理健康教育不足頗為了解，他一一列舉著存在的意識不足和人員匱乏問題：教師只關注成績優秀學生，忽視差生、忽視預防;多數學校從事心理教育的是未受過專業培訓僅憑熱情在做的兼職教師，“甚至干脆沒有”。雖然2002年教育部便出臺了《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并于2012年又做了修改，但據潘月俊了解，在農村“心理健康教育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基本不要，完全沒有實現遵循綱要原則的制度化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