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管理需疏堵結合

　　特大城市的治理難題最終都落在人口管理之上，城市人口規模過多是造成各種“城市病”的本質原因。

　　根據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但外界有聲音指出，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是否真的是可以通過行政手段來控制。

　　“現實總是比預想的要更加殘酷”成為幾乎所有特大城市的管理者在多年人口控制上得出的經驗，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自由流動使得城市人口規模越發難以控制。

　　“從歷史經驗來看，30年來，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成效并不明顯，因為這與人口自由遷徙以及城市化的演化規律并不相符。” 復旦大學發展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任遠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

　　以上海為例，根據1986年《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其規定2000年全市人口控制在1300萬左右，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就達到1334萬，提前十年完成規劃。2001年發布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年-2020年)》，規定2020年總人口為2000萬左右，結果2009年年底就超過2000萬，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更是達到2300萬。

　　事實上，這種情況并不只是發生在上海一地的現象，各特大城市大都如此。

　　任遠指出并不能簡單地把城市人口規模歸結為多少的問題，而是要把人口看作是重要的人力資源來配置。“不應該把人看作是城市的負擔，其實一個城市自然發展是不存在人口過剩的狀態的。”任遠說。

　　據官方最近發布的《上海市主體功能區規劃》，上海將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總量預期上調為2650萬左右。顯然，目前上海2380萬的人口就已經擁擠不堪，如果再增加一倍人口，城市功能能否接受還是一個未知數。

　　“我覺得既要遵循中央的基本指導精神，要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但也不能徹底‘關門’。”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經濟信息化委副主任邵志清兩會時對媒體表示。

　　“我們強調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資本紅利，這不僅是人口結構變動的必然結果，也有利于形成更加統一的經濟社會關系，有利于使經濟的增長和社會進步形成相互促進的統一有機體。在這種統一有機的過程中，有利于推動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的協調進步。”任遠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

　　多元參與的社會治理體制

　　作為每一個城市居民，城市環境的變化每個人都無法獨善其身，所以當“城市病”突顯的時候，或自然不能完全指望于政府來解決這一切問題。

　　目前，特大城市已經或正在形成多元參與的社會治理機制，但政府現有的社會管理模式也遇到一些結構性問題。

　　不少專家認為，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公共服務也不再是一系列無差異的標準化服務，不同的社會群體對公共部門有不同的服務預期，政府僅憑自身的力量無法及時回應。

　　“嚴格意義上我們的特大城市還沒有形成多元參與的社會治理體制，目前正在從政府單一主體的管理體制向多元參與的治理體制轉型。這個轉型還沒有完成，不過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轉型的重要性。” 上海大學特大城市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張海東教授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

　　張海東認為治理轉型的實質是形成一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體制。社會體制可以反映一個國家以什么方式組織社會和以怎樣的方式分配公共資源，它與經濟體制同樣重要，都承載著社會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不少專家認為，特大城市社會治理，不僅需要規模層面的“小政府、大社會”格局，更需要職能和水平層面的“強政府、強社會”組合。

　　“其實并不存在什么政府強不強，而是要看政府是否依法科學行政，是有作為和不作為的問題。”郁鴻勝認為，特大城市治理就是要處理好政府、社會與市場的關系，再加上科學的預判，協調各方的關系才能解決“大城市病”問題。

　　郁鴻勝認為，城市政府應該最大程度地轉變經濟職能，給企業、經濟中介組織和社會民間組織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培育一大批合法規范、獨立自主、高效運作的“強勢非政府組織”體系，包括各類經濟中介、民間社團、慈善組織、環保組織等，以有效維持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三者之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