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李珣 發自 河北邯鄲
五年前,中國為驅散籠罩頭頂的霧霾立了一份軍令狀:
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即PM10)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即PM2.5)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俗稱“京60”)。
這就是《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中設定的目標,這份計劃提出十條措施力促空氣質量改善,史稱“大氣十條”。
如今,2017年已經收官,雖然詳細數據公布尚待時日,但此前的數據標示著“大氣十條”設立的目標已經完成,而且是超額完成。
2017年12月初,環保部部長李干杰在一次論壇上表示,當年1月到11月,全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PM10的濃度比2013年同期下降了20.4%,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PM2.5的濃度比2013年同期分別下降了38.2%、31.7%、25.6%,下降幅度均大幅高于考核標準。
至于“不可能完成的‘京60’”,目標同樣實現。北京市環保局稱,2017年1到11月,北京全市PM2.5累計濃度為58微克/立方米,較2013年同期下降35.6%。
從人們常常戲謔的“共和國之灰”,到“朋友圈被藍天刷屏漸成常態”,這五年來的“翻天”之變令人慨而慷。
站在2018年的伊始,回望五年來通向藍天之路,無論是策馬加鞭,還是波折抱怨,都值得細細琢磨,以便在未來的藍天保衛戰中能打出更漂亮的一仗。
值得提醒的是,PM2.5的國標是年均濃度35微克/立方米”。
路長且阻,仍需努力。
河北邯鄲武安一家鋼鐵企業工業區內進行的綠化工程。澎湃新聞記者 李珣 攝
“我能看見藍天了。”
61歲的河北邯鄲鋼鐵工人李成望了望煉鐵高爐直指的天空,說這話時哈出的一口熱氣,迅速消融在中國北方11月底的凜冬中。
據邯鄲市環保局提供的數據,截至2017年12月13日,邯鄲市PM2.5年均濃度為84微克/立方米,較2013年下降了39.6%,優良天數136天,較2013年增加82天,超額完成改善目標任務。
而在李成此前數十年的記憶中,灰蒙蒙幾乎一直是天空的底色。
談及邯鄲這座素有“鋼城”之稱的工業城市,河北省環保系統人士將其視為河北發展路徑和大氣環境問題的縮影,“一鋼獨大”的產業結構隨之產生流弊甚久的大氣環境問題。
由北京工業大學教授程水源領銜的“2+26城市”邯鄲駐點研究組提供的數據稱,鋼鐵行業排放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PM2.5等占邯鄲全市大氣污染物的四成左右,以鋼鐵及其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造成邯鄲市大氣污染物排放負荷高,鋼鐵及有關行業布局不合理,復雜地形和不利氣象擴散條件等是邯鄲市高濃度污染發生的主要原因。
河北工業企業無組織排放問題仍較普遍。澎湃新聞記者 李珣 攝
2013年邯鄲擁有逾5000萬噸鋼鐵產能,全年空氣質量達標天數僅為54天,而全國性的鋼鐵產能過剩更使邯鄲絕大多數鋼鐵企業轉向微利或虧損。
2013年也是“大氣十條“的開啟元年,這份計劃中的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壓縮過剩產能等方針措施,對邯鄲這樣的鋼鐵城市來說,既是方向,也是命令。
如今五年過去,邯鄲累計壓減煉鋼產能1358萬噸、煉鐵產能1632萬噸;而在整個河北,2013年至今年9月,累計壓減煉鋼產能6993萬噸、煉鐵產能6442萬噸。
河北的整體空氣質量亦得到大大提升:2017年10月1日至12月17日,河北全省PM2.5平均濃度為63微克/立方米,比2016年同期下降33%,空氣質量達到近五年來同期最好。
“你不重視環保就生存不下去了。”站立在剛剛完成“退城進園”搬遷的新廠區里,邯鄲永洋特鋼集團總經理杜曉方說。
新廠區里立著一個巨大標語牌,上書:“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霧霾換新天”。
一家位于武安城郊的鋼鐵企業。澎湃新聞記者 李珣 攝
“即使所有鋼企達標排放,仍超環境承載力”
驅車從邯鄲市區沿邯武快速路一路西行20公里,便可直抵武安市區的南環路,無數巨大的煉鐵高爐聳立在一排排鋼筋混凝土廠房間,鋼鐵廠噴涂著紅漆的牌坊式大門透著股富貴氣。
“那時確實富貴,2012年之前鋼鐵市場紅火的時候,鋼鐵廠批量生產百萬、千萬富翁,但是空氣很差,一年四季都看不到藍天。”李成嘆息道。
“武安鐵礦峰峰煤。”這句邯鄲人耳熟能詳的概括,在熟悉邯鄲的河北省環保廳處級干部錢鵬看來,卻正如李成所說的那樣,暗藏著發展的悖論。
武安被譽為全國四大富鐵礦基地之一,至今仍駐扎著14家鋼鐵企業。邯鄲市的大部分鋼鐵產能聚集于此,據邯鄲官方披露的數字,2012年,武安煉鐵產能達3776萬噸,煉鋼產能達3582萬噸。
對此,多位河北省環保系統人士對澎湃新聞坦言,如此龐大的鋼鐵產能匯聚在一個僅有1806平方公里的縣級市,即使所有鋼鐵企業都達標排放,仍會超過環境承載能力,這也是相關部門早年未能從污染總量上對行業擴張加以限制的后遺癥。
按照河北省在2013年部署的化解過剩產能“6643工程”,2013年至2017年,武安市需要壓減煉鐵產能931萬噸,煉鋼產能836萬噸。
“鋼鐵是武安的特色,但歷史欠賬不小,可以說,把武安的鋼鐵行業問題解決了,邯鄲的鋼鐵行業問題也就解決了。”11月18日,武安市副市長郭全生對澎湃新聞說。
武安市委宣傳部相關人士對澎湃新聞表示,從2013年到2015年的這三年,由于鋼鐵價格不斷下滑,信貸也在收緊,武安市在這一背景下,運用國家技術和環保標準壓減產能,依法強制淘汰了高爐10座、轉爐3座。
但容易壓減的產能處理后,去產能也就到了啃硬骨頭的階段,到2016年,武安市剩下的16家鋼鐵企業全部為符合國家技術標準的企業。
河北永洋特鋼集團,藍色廠房對應著冬季河北的藍天。澎湃新聞記者 李珣 攝
一位武安鋼鐵業人士對澎湃新聞表示,武安鋼鐵行業基本為民間資本,鋼鐵業多年來有起有伏,而去產能意味著一條生產鏈斷裂,損失以億計,最初企業想著挺一挺,等鋼價回升,但幾年間鋼價演變成“一噸鋼賺一瓶礦泉水的錢到虧兩三百元”,加之環保標準的不斷提高,在武安鋼企看來,去產能已是無法回避的大趨勢。
但壓減產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壓減產能,如果是國企那好說,如果是民企,符合行業標準的話,你憑什么關人家。”錢鵬對澎湃新聞說,令其感到有突破意義的是,武安市在2016年建起了全國首個縣級鋼鐵產能指標交易平臺。
2016年3月20日,在一場由武安市政府召開的化解鋼鐵產能部署大會上,一份方案擺在了16家鋼鐵企業代表的案頭。
根據這份方案,武安市將2016年化解鋼鐵產能的任務,對照各鋼鐵企業產能占武安全部產能的比例,分配給了16家鋼鐵企業,并建立了“縣級鋼鐵產能交易互助平臺”。
通過這一平臺,企業繳納鋼鐵產能交易互助金,并通過平臺進行產能指標交易,優勢企業通過購買產能指標保證生產完整性,中小企業可以出售產能指標得到補償,用于職工安置、結清貸款等。
“有的鋼鐵廠愿意壓,有的不愿意,有的鋼鐵廠分配到的任務要壓50萬噸,但又是100萬噸的高爐,這50萬噸就可以從想壓的鋼鐵廠那里買過來。新建的鋼鐵廠想擴張的也可以買過來,按1:1.25的比例,你要建100萬噸鋼鐵廠,需要買125萬噸的產能。產能就是這么壓下來的。”一位武安鋼鐵業人士對澎湃新聞說。
據武安市官方的數據,2016年,武安安排部署產能交易金繳納任務后,所有企業共繳納交易互助金5.14億元,共壓減煉鐵產能243萬噸,壓減煉鋼產能384萬噸,超額完成54萬噸,而2017年的壓減任務在今年8月底便已提前完成。
河北永洋特鋼集團料棚內的噴灑除塵裝置正在作業。澎湃新聞記者 李珣 攝
一舉兩得的退城搬遷
除了每年規劃的巨量去產能指標,邯鄲乃至河北試圖破解“一鋼獨大”的產業結構和環境污染問題的決心,還體現在企業“退城進園”政策和與之相伴的環保治理水平提升過程中。
“你不重視環保就生存不下去了。”站立在剛剛完成“退城進園”搬遷的新廠區里,邯鄲永洋特鋼集團總經理杜曉方說這話時,深吐一口熱氣。
新廠區位于永年城區以西20公里處,一幅巨大的“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霧霾換新天”的標語,高掛在廠區里。新廠區尚在試生產中,北方冬日的朝陽下,空闊的廠區顯出幾分蕭瑟。
永洋特鋼老廠區位于邯鄲市永年區城南4公里處,作為河北六大鋼企重組搬遷改造項目之一,于2015年年初啟動了退城搬遷項目,并整合了邯鄲市另外九家鋼鐵企業。
“淘汰了九家企業,九家整合成一家,2015年2月按省里的要求,1:1的比例購買產能,今年年初按照工信部要求又按照1:1.25重新置換了產能。購買產能就耗資數億。”杜曉方表示,退城進園的資金基本為企業自籌和銀行貸款,但“這個形勢已經是不做不行”。
被整合進永洋集團的一家企業的負責人則表示,這九家企業不符合環保要求和產業政策,“早晚被砍,你情我愿的事情。”
永洋特鋼集團并非孤例,一場更大的退城搬遷浪潮也正在河北展開。
2017年4月,《河北省城市工業企業退城搬遷改造專項實施方案》出臺,該方案提出在2020年之前,在河北完成67家企業退城搬遷改造,邯鄲市也有多家企業牽涉其中。
多位河北環保系統人士對澎湃新聞表示,退城搬遷意味著要新建一個企業,政府一方面希望以此化解部分地區重污染企業圍城的局面,一方面通過搬遷上設備,提升企業環保治理水平。
一位邯鄲民營鋼鐵企業人士對澎湃新聞表示,此類搬遷對于大型國企鋼鐵企業來說相對容易,但對于部分民企而言則壓力不小,啟動搬遷成本不菲,原有銀行貸款也面臨被抽貸的風險。
搬遷確非易事,杜曉方也深有感觸,“對于很多鋼企的搬遷來說,最大的問題還是資金問題,何止是抽貸,受去產能政策和之前行業下行的影響,能貸到款都是很困難的。”
而伴隨企業退城搬遷的實施,企業的環保治理水平也被提出更高要求。在永洋特鋼搬遷改造一期的46億元投資中,僅環保投資便達8億元。
但多位河北環保系統人士表示,很多企業在環保問題上仍有觀望情緒,在2017年秋冬季開展的多輪秋冬季大氣執法專項檢查中,鋼鐵企業普遍存在無組織排放突出的問題,而企業是完全有時間建成密閉棚的。
對此,永年區環保局副局長譚保林有自己的觀察,“企業擔心行業政策和環保標準變化比較快。”
譚保林舉例稱,此前永年區有工廠曾投資30萬元按要求對鍋爐進行改造,安裝除塵、脫硫等環保設備,但隨后10噸以下燃煤鍋爐又進入淘汰行列,“企業認為這個錢就白投了。”
對于這種心態,河北省環保廳大氣處一位負責人表示,不論是督促企業上設備還是淘汰10噸以下燃煤鍋爐,這正是力促企業跟上環保要求的過程。
邯鄲鋼鐵集團大門,邯鄲因鋼鐵工業而興,被稱為“鋼城”。澎湃新聞記者 李珣 攝
鋼企統一限產50%的“一刀切” 爭議
在觸及根本、著眼長遠的去產能和退城搬遷措施之外,對于企業而言,秋冬取暖季限產措施形成的壓力撲面而來。
早在2017年2月,多部委和北方六省市聯合下發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便明確指出,2017年供暖季該地區的河北石家莊、唐山和邯鄲,以及河南安陽四座城市實施錯峰限停產方案,鋼鐵產能限產50%。
“你得給企業信心,你不能讓企業感覺在京津冀沒辦法生存了。”11月18日,對于為何沒有按照原方案執行限產措施的追問,武安一家大型鋼鐵企業的負責人抬高了聲調。
根據武安市環境保護工作領導小組于10月2日下發的限產相關文件,這家鋼鐵企業最大的1280立方米高爐定于2017年10月1日到2018年3月7日停產,其余兩座420立方米高爐和308立方米高爐正常生產。
但當11月6日河北省環保廳執法檢查組前來檢查時,卻發現這座1280立方米高爐并未停產。
該企業負責人表示,1280立方米高爐是9月26日啟用的,當時限產文件還未下發,“文件下發的時候爐子已經停不下來了,啟用后這個爐子也有些問題,我們想養護下。但兩個小高爐一直交替停著,1280立方米高爐維持在30%低負荷運轉狀態。”
邯鄲市環保局在11月8日下發的新方案,也確認了該企業1280立方米高爐在2018年2月18日之前維持30%低負荷運轉的方案,但河北環保廳執法檢查組相關負責人對這一方案有顧慮,“高爐能開就能停,30%低負荷難以界定,這方案誰簽字誰負責。”
多位河北環保系統人士對澎湃新聞坦言,鋼企限產確實對企業有壓力,高爐一旦冷掉重新開啟的成本便達數百萬至上千萬元。
一位邯鄲市環保系統官員告訴澎湃新聞,“企業在京津冀生存很難,各種限制太多了,等到復產,很多產業工人都走了。企業有跑走的可能,我們邯鄲用磚,都是從河南、山東用火車運來的。”
此外,邯鄲限產政策執行的是鋼鐵企業統一限產50%的政策,相較于河北唐山聘請第三方機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對企業按污染排放績效打分,將鋼鐵企業按三類按不同比例限產的政策,邯鄲鋼企限產也被業內人士指為“一刀切”。
“唐山的方案更科學。”邯鄲市環保系統一位干部說。
對于種種壓力和爭議,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博士劉濤對澎湃新聞說,雖然理論上講,企業的正常生產不應限制,但這些執行限產政策地區的企業,在建設時便沒有考慮環境容量問題,“去產能等很多治理措施需要時間,短期內只有限產,才能把空氣污染控制住。”
此外,劉濤也表示,差別化限產是為了倒逼企業提升環保水平,“從長遠角度促進產業布局的調整,受不了就干脆搬走,總的目標是實現京津冀區域污染總量的下降。”
河北永洋特鋼集團剛剛完成退城搬遷,廠里掛著“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霧霾換藍天的標語。澎湃新聞記者 李珣 攝
老鋼企對面開出了創客中心
由“大氣十條”所衍生出的產業政策和治理措施,在深刻改變邯鄲這座古老鋼城的同時,也悄然改變著人們的觀念。
對于李成這樣的邯鄲人而言,枯燥的空氣質量數據并無太多說服力,而頭頂的那片藍天是實實在在的變化,“往年秋冬季不戴口罩經常出不了門,今年不一樣了。”
家住邯鄲鋼鐵集團對面的劉德明有同樣的感受,這家企業見證和參與了邯鄲城市的發展,但也讓劉德明等市民飽受煙塵之苦。
“之前車在邯鋼門口停一天,車上都是一層黑灰,現在好多了。”劉德明告訴澎湃新聞,以往夏天在街上走一走,手臂上便會有一層結晶狀的物質,鋼鐵企業四周遍布的醫療廣告也讓其記憶猶新。
2015年夏天,一家創客中心在邯鄲鋼鐵集團大門對面辦了起來,這個主打電子商務方向的孵化平臺深藏在一棟老建筑中,雖有幾分冷清、寂靜,劉德明卻愛來這兒。
這個土生土長的邯鄲人素來對清潔排放感興趣,“邯鄲市在推尾氣改造,城市1700輛公交車,全部改為純電動,僅剩下幾十上百輛沒改了。“在劉德明看來,清潔排放和治理蘊藏良機,“應該能做大。”在創客中心接待室里,他笑著說。
隔街相望,一面是有一個甲子歷史的以城市為名的鋼鐵企業,曾讓失落的古城重新走向繁榮,一面是在鋼鐵等傳統行業深陷嚴冬時,悄然而生的創客中心,兩者構成一種奇妙的聯結。
“感覺一面是過去,一面是未來。”創客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