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多家媒體報道，從2015年年底開始，山東煙臺一家上市公司副總裁鮑某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李某3年。從14歲開始，近3年時間內，被害人處于半失學狀態，其間多次自殺未遂。從去年4月開始，案件經歷立案、撤案、二次立案，目前山東煙臺警方在偵辦中，鮑某被取保候審。鮑某曾接受媒體采訪稱，自己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女孩所說的是杜撰捏造的。10日，當事人李某發布信息說，她不認同鮑某沒有性侵她的言論。

　　案件仍在偵辦中，鮑某最終是否會被定罪，目前無法定論。但從被害人持續向公安機關報案、向媒體反映看，其主觀感受上，身心遭受巨大傷害。這一事件，暴露了未成人保護方面的諸多缺失。

　　首先一點是：監護缺失。作為監護人，父母負有對未成年人撫養、教育、保護的義務。據媒體報道，被害人之前一直跟母親生活，母親迷信，聽信孩子需要認“養父母”沖災氣說法，在網上看到鮑某希望收養孩子的帖子，于是聯系上鮑某，最終讓其將孩子帶走生活。

　　將一個剛滿14歲的孩子，交給一個并不了解的男子，帶到其他城市生活，其中蘊含的危險可想而知。從讓鮑某將孩子帶走那一刻，母親實際上已放棄了監護職責，將孩子置于危險境地。

　　其次，鮑某即使不構成犯罪，他“收養”孩子也過錯明顯，動機需要深究。根據收養法規定，無配偶的男性收養女性的，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年齡應當相差四十周歲以上。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基于避免性侵事件發生的考慮。從雙方年齡(相差不到30歲)看，鮑某并不具備收養孩子的資格。媒體報道，為達到收養目的，他向被害人母親謊稱已婚。雖然雙方未辦理收養手續(也不具備收養條件)，但一個單身男子編造謊言“收養”女孩，其動機需要深究。

　　再次，辦案機關保護不力。根據被害人陳述，她于2015年12月31日在天津第一次被鮑某強暴，2016年初了解到應該報警，于是到北京某派出所報案。報警后，警察到家中搜查過，鮑某消失了一段時間，后再次回家。

　　如果被害人說法屬實，公安機關未告知被害人案件結果，辦案程序上有缺失。被害人系未成年人，即使鮑某行為不構成犯罪，通知被害人監護人將其接回，也是辦案機關應履行的職責。但事實是，其母親直到2019年接到煙臺警方通知，才了解到女兒多年被侵害的情況。

　　鮑某編造已婚謊言試圖收養孩子，是這一事件的起點。然而，如果被害人母親不是輕信，而是切實履行監護職責，鮑某帶不走孩子;如果警方最初發現其有不軌行為(即使不是犯罪行為)后及時通知監護人，被害人受到的傷害會小很多。遺憾的是，悲劇面前，沒有“如果”。

　　△煙臺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此前的撤案決定書

　　如果被害人未滿14歲，只要犯罪嫌疑人與其發生關系，即構成強奸罪，但本案中，被害人報案稱，犯罪嫌疑人與其第一次發生關系時，被害人已經年滿14歲，此時，認定強奸罪，除了需要發生關系的證據，還需要對方通過暴力、脅迫等手段實施的證據。2016年北京警方未追究、去年煙臺警方立案后又撤案(當時檢察機關也提前介入)，應該都是卡在證據上面。在被害人和律師提供新的線索后，警方于去年10月再次立案。煙臺警方4月9日表示，“將嚴格依法辦案，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作為弱勢群體，未成年人需要社會、家庭的特殊呵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規定，“公安機關接到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報案、控告、舉報，應當及時受理，迅速進行審查。經審查，符合立案條件的，應當立即立案偵查”，從去年10月再次立案到現在，過去了半年時間，偵查仍無進展。辦案需要慎重，但無論對被害人還是犯罪嫌疑人來說，每拖延一天，就多一天的煎熬。期待辦案機關在可能的條件下，加快辦案速度，讓真相盡早水落石出。

　　文 | 特約評論員 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