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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上午，在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6年第四季度新聞發布會上，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政策研究司副司長盧愛紅表示，每到歲末年初，治理欠薪問題都是一項重要工作，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社會各界非常關心。
盧愛紅說，2016年初，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提出了一攬子、一系列治標治本的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措施。到2016年底，各省區市政府普遍出臺了相應實施意見，完善了工作協調機制。許多地區把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納入政府考核評價范圍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考核內容。
通過一年的工作，盧愛紅表示，總的來看，各地預防和解決農民工被欠薪的長效機制初步建立，屬地管理的責任進一步落實。
當天下午，圍繞農民工被欠薪“年年整治，年年重演”等問題，人社部勞動監察局局長王程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2016年，全國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為372.2萬名勞動者(主要是農民工)追發工資等待遇350.6億元，分別同比下降22.7%和16.7%。”。
王程說，2016年人社部門“用盡洪荒之力”，應該說“取得了好于以往的成效”。
為何農民工被欠薪“年年整治，年年重演”?
“根本性問題沒有解決”
王程告訴澎湃新聞，農民工農忙季節就要回家種地，導致勞動關系的建立不完善，勞動保障也受到一定限制。具體來說，大量農民工被欠薪發生在建筑工程行業。目前普遍的情況是，農民工在建筑工程工地打工，每個月領取部分勞動報酬，作為生活費，到項目結束或到春節一次性結算，這種方式隱患比較大。
王程指出，建筑工程行業的第一個特點，是承包商為獲取項目先低價中標，再要求發包方增加預算，很容易出現工程款糾紛，殃及工資支付;第二個特點，是層層轉包，多的可達八九次，每一次轉包，都要被截取一部分工程款作為利潤，最后基本就沒有利潤了。低價中標和層層轉包，導致農民工工資發放無法獲得有效保證。
“從2003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助農民熊德明討薪，已經13年，政府部門主要是我們這個部門每年下很大力氣來治理農民工被欠薪，但由于根本性問題沒有解決，導致年年整治年年重演。”王程說。
澎湃新聞查詢到，1月22日，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在人民網接受訪談時說，主要根源還是在于建筑市場的秩序沒有完全規范。
“工程建設領域市場秩序比較亂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工程建設項目墊資施工的現象仍然比較普遍，掛靠承包、違法分包、層層轉包、包工頭(自然人)承包等等問題，一直沒有禁絕，導致建設領域依然是發生欠薪的重災區。從近年來在建設領域查處的欠薪案件來看，不僅普遍拖欠工資與工程款結算糾紛糾纏在一起，而且以拖欠工資名義討要工程款的現象日漸凸顯。現在，建設領域欠薪還是一個突出問題。從全國看，多年來，建設領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數額一直在80%以上，就是占總的欠薪金額的80%以上。有相當一些地區，甚至達到90%以上。”邱小平說。
邱小平還表示，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長效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健全，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能力也亟待加強。
2016年，全國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查處工資類違法案件23.3萬件，同比下降14.8%，共為372.2萬名勞動者(主要就是農民工)，追發工資等待遇350.6億元，涉及的工資數額和涉及的人數都下降了，分別同比下降22.7%和16.7%。
王程說，因為建筑工程行業普遍年底結算工資，上述數據主要是2016年11月15日啟動的專項整治行動數據。他說，2016年以來，習近平、李克強等領導人多次批示要采取措施加強監察執法，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2016年我們用盡洪荒之力，應該說取得了好于以往的明顯成效”。
“司法實踐中，真正獲刑的是少數”
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頒布了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修正案(八)里規定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
王程提供的數據顯示，2011年至2016年底，全國各地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17103件，其中公安機關立案11511件，法院審結4679件。
“通過對這種惡意欠薪行為追究刑責，有力地震懾了欠薪犯罪。”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1月22日在接受人民網訪談時說。
王程告訴澎湃新聞，法院審結不等于判刑，這些年具體有多少人被判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未作具體統計。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曾向澎湃新聞表示，這些年，農民工被欠薪問題在許多行業基本得到解決，唯獨在建筑業依然嚴重，不斷整治但不斷反彈。
盧暉臨說，2011年，“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實施，但與同時入刑的“醉駕”相比，收效甚微。“治亂象要用重典?，F實中，你經?？吹降膱蟮溃菍τ懶睫r民工以破壞公共秩序追究法律責任，但被判惡意欠薪的呢?我認為，要多判，而且，要判法律意義上的雇主，就是說不管工程轉包、分包多少層，總承包商、法定代表人判幾個，會起到很大的震懾作用。”
盧暉臨認為，加大力度落實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會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治標舉措，然后再積極推動建筑業用工體制健康化。
王程對澎湃新聞說，在司法實踐中，真正獲刑的是少數，因為“一抓就靈”。“(多數情況)只要抓起來，他的財產、房、車，他的親戚朋友就會拿錢，用于支付工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有構成要件，只要達到，就應該依法判刑。可以說，拖欠別人工資和侵吞別人財產，是同等性質。應該說，只要屬于惡意欠薪，你還了錢，不等于不判你刑。但在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著，只要還了錢(補發工資)，就放人。”
王程認為，只要構成惡意欠薪，就應該判。此外，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還要加強宣傳，以儆效尤。
王程告訴澎湃新聞，對農民工被欠薪問題，目前的監察執法剛性不足也存在問題，像責令整改，如果不改正最多罰款兩萬，違法成本太低。
“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采取一些對策，對惡意欠薪的，按比如說2011年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入刑，第二，實施黑名單制度，對那些惡意欠薪的列入黑名單，實行社會公布，一旦被列入黑名單，在貸款、資質等環節都會受到影響。另外，加大違法企業的違法成本，但這需要通過立法解決。比如最多罰款兩萬，能否按照欠薪的百分比罰款?”王程說。
王程指出，目前，應急工資保障金還沒有普遍建立。“我們2016年落實國辦發[2016]1號文件，明年要從制度層面抓起，要從基層抓起要從每個具體工程項目抓起，努力攻克欠薪頑疾。第一，落實農民工實名制;第二，承包商或勞務公司必須按月足額發放農民工工資;第三，工資款要分帳管理。”王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