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某社交視頻媒體曝光的江蘇常熟服裝城童工事件，引發了公眾的熱議。視頻曝光的當天下午，常熟市政府就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公安、人社、市場監督等部門會同屬地政府馬上開展拉網式突擊排查行動。據常熟方面介紹，當天晚上工作小組共排查1797家小作坊、163家門店及企業，發現疑似童工8名，涉事單位都已被人社部門立案調查。

　　如果對常熟市的服裝加工企業有一個了解，就知道童工問題并非最近才出現，而是擁有了很長的歷史。從常熟市官方公布的數據來看，自2012年以來，常熟市共查處使用童工案件107起，使用童工211名，對相關單位共處罰款300多萬元。這也說明了童工問題的屢禁不絕。

　　政府雖然大力查處，但雇傭童工屢禁不絕本身也表明，企業使用童工有難以抗拒的利益。對于常熟市政府來說，如果執法不斷嚴格，可能導致的問題將是產業外遷。即童工不在常熟了，但企業也不在常熟了。某種程度上，諸如常熟市政府這樣的發達地區政府，并不能從根源上杜絕童工問題，因為童工并不來自本地，而是來自遙遠的云南。

　　中國西南邊陲的云南省，擁有中國最多的少數民族群，許多地方交通不便，經濟落后，教育也滯后。這些云南籍的童工，無一例外屬于輟學兒童。他們也許讀完了小學，也許小學都沒有畢業，總之，他們在本地沒有更好的去處，借助中介才來到了江蘇常熟。法律禁止企業雇傭他們，但法律也無法真正保護他們。此次事發之后，8名童工被送往當地職業技術學校聽課。不過，事情一了結，他們還會被送回家鄉。

　　一年之后，這些被遣返的童工也許會回到常熟，或者去其他地方打工。所以，問題不在于常熟需要他們，而在于家鄉留不住他們，他們不能安心待在學校。這里當然會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孩子本身厭學，可能是家長沒有履職好監護人的義務，但更大的可能是政府并沒有提供兜底性的教育服務。由于缺乏無后顧之憂的教育服務，這些學生被迫擔負養家的責任，早早出去打工。

　　這些童工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孩子，在他們上學期間，中國的財政性教育投入也在不斷增長。不過，這種宏觀數據的增長卻未必能夠真正惠及邊陲。2012年起，中國財政性教育投入一直超過了GDP的4%，但這些投入存在巨大的地區差異。以云南省為例，2014年省級教育投入才突破100億元，這些投入主要分成高等教育、中小學教育和學前教育三大塊，還要分配到各個偏遠山村。

　　對比之下，教育最為發達的北京市，從今年開始的中小學“三年行動計劃”，就要投入150億元。而如果與事發地江蘇省常熟市納入對比，就會發現這個沒有高等教育投入的縣級市，一年的教育投入也達到了8.8億元。云南的人口是4700萬，北京為2300萬，常熟的常住人口是210萬。這里不談云南省內教育投入分配不均的事實，僅作人均投入資金對比，云南被北京、常熟遠遠甩在后面。

　　2014年，時任云南省委書記李紀恒曾表示：“云南將按照中央要求，落實精準扶貧，產業發展實事求是，能發展什么算什么;社會保障要托底，讓每個人有飯吃;最重要的是讓貧困地區的兒童有書讀，走出大山。”不過，童工現象的屢禁不絕表明，兒童的確走出了大山，但并不是讀書，而是打工。

　　當然，分析貧困地區教育落后的問題時，并不能簡單指責具有轉移支付職責的中央財政沒有切實做好工作。學者胡德仁曾給出研究結論，貧困地區的政府缺乏將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資金用于小學教育的動力。因為現有的財政制度賦予地方較大的支配權，所以轉移支付對彌補教育資源分配失衡的作用有限。除了轉移支付的手段，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建議是，解決流動人口的教育問題，確保每一個城市能夠友好對待外來務工者的子女，滿足其基本的教育需求。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么轉移支付的問題實際上也就被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