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來,榆林人王冰(化名)第一次沒有缺席自己的開學典禮?;加羞^敏性哮喘的王冰沒有像往年一樣在這個季節去南方,而隨之而來的代價則是要忍受連續40天左右的鼻腔堵塞、胸口憋悶。
每年的8月到10月之間,眾多榆林的過敏者們放下手頭的工作,一路南行、追尋著溫潤的氣候,在異鄉換來一個多月的安寧生活。
因過敏者中很多人被診斷為艾蒿類物質過敏,不少深受其害者將病因與榆林城外幾十年間播種下的沙蒿林聯系在一起。而當地衛生部門也承認,沙蒿可能是誘發過敏性鼻炎發生的其中一個因素。
已有患者向榆林政府建言,應盡早正視大批過敏者的問題,并盡早確定病因,以起到預防和治療的目的。這樣的聲音尚在呼吁之中,“候鳥”南行的腳步也還無法停止,由此帶來對生活與工作的改變幾乎無可逆轉。
過敏
從2007年夏天開始,尚在讀小學的王冰開始表現出過敏性鼻炎的癥狀,連續的打噴嚏和流鼻涕困擾了他多日。“一開始以為是感冒,并沒有在意,到10月份,孩子就好了。”王冰的母親艾女士回憶。
但到第二年8月,各種癥狀又卷土重來,而且愈發嚴重起來。艾女士帶兒子到醫院檢查,確診為“過敏性鼻炎”,又名“變應性鼻炎”。
“當時大夫建議我帶孩子做一下過敏源檢測。”檢測的時候,王冰一只手拿著一個銅棒子,另一只手被大夫用針刺向指甲縫里,在檢測蒿類過敏源的時候,檢測儀器上顯示是4個加號,屬于嚴重過敏。
由于擔心檢測結果的準確性,王冰又進行了血清測試,但得到的結果依然是艾蒿類過敏。
在榆林遭遇著類似過敏癥狀的,小王并非是孤例。1992年何先生被確診為過敏性鼻炎,此后幾年間癥狀不斷加重。
每到“過敏季節”忍受著鼻涕橫流的困擾,用去整卷整卷的衛生紙,何先生自嘲為國家的造紙行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2002年,何先生到上海工作了幾年,“當時我一點毛病都沒有了,一度以為已經康復了,沒想到2006年回到榆林,不但所有的癥狀又都回來了,甚至發展到了過敏性哮喘。”
上世紀90年代,有一些朋友笑話何先生不停擤鼻涕的窘態,只是后來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成為了過敏性鼻炎患者。
榆林市衛生局在2014年曾表示,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榆林市過敏性鼻炎患者呈逐年上升趨勢,但發病率無準確數據。
2014年,延安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醫生柳林整、申江江調查了綏德縣城、榆林市區和神木縣城等三城區共4404名干部職工過敏性鼻炎有關癥狀及病史,發現其中503人有過敏癥狀,發生率為11.42%,其中榆林市區的發生率為11.13%。
沙蒿
2014年開始,何先生決定弄清楚為什么那么多榆林人受到過敏性鼻炎的困擾,他成立了一個叫“榆林鼻炎自救聯盟”的微信群,如今三個微信群共有約500多名患者。
在調查中何先生發現,絕大多數過敏性鼻炎的患者,都是艾蒿類物質過敏。何先生和朋友們聯想到了榆林城外的沙蒿林,這些沙蒿大多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為固化沙漠采用飛播的形式種植的。
如今的榆林城外,郁郁蔥蔥的沙蒿連綿不絕。“一般來說,沙蒿7月25日到8月10日開花,沙蒿籽在8月25日到9月20日擴散,正好和我們發病的時間相同。”何先生說。
在公開資料中,當地衛生局援引林業部門的介紹說,沙蒿在榆林屬本土類植物,榆林從上世紀50年代已經開始飛播造林種草,直至80-90年代飛播面積不斷擴大,目前,白沙蒿保存面積10多萬畝,黑沙蒿保存面積400萬畝左右。410萬畝約為2730平方公里,約占榆林市總土地面積43578平方公里的6%。
針對來自民間的各種呼聲,榆林市衛生局曾經在回應網友提問時表示,榆林市神木縣醫院與北京協和醫院曾于2003年到2012年進行科研協作,采集花粉曝片和264例患者標本進行實驗室研究;榆林痔瘺醫院曹綏平于2002年對201 例變態反應性疾病患者進行了過敏源皮內試驗。
兩次調查研究的結論均認為,已確診的過敏性鼻炎患者約80%左右由蒿屬類引發,季節性的過敏大多與周圍環境過敏源的消長有關,以春秋兩季最易發病。
不過,榆林市衛生局同時表示,過敏性疾病的發生一方面取決于病人的過敏體質,另一方面在于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認為,沙蒿可能是誘發過敏性鼻炎發生的其中一個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候鳥
從2008年開始,艾女士觀察發現,每到8月份,兒子各種鼻炎的癥狀就會如約而至。艾女士聯系過學校老師,說明情況請假后,便帶著孩子一路向南。
2008年,艾女士帶兒子去了海南,“孩子一到海南,就不流鼻涕了,開始兩天每天打一兩次噴嚏,過幾天也好了,就跟健康人一樣。”然而幾天后,一家人回到陜西,飛機剛一落地,王冰的各種癥狀又再次顯現了。
就這樣,每年當王冰的鼻子開始出現鼻塞等癥狀,一家人就會做好遷徙的準備。
曾經一度,艾女士只是將南遷的目的地定在不遠的西安,但到了當地兒子過敏的癥狀雖有減輕,但仍會出現。他們于是將南行的距離繼續延長,一路抵達秦嶺以南的安康市。“我兒子班里有三四個孩子和我兒子一樣,一到開學前幾天就要離開榆林,去外面避一段時間才能回來。”
每年的8月底,近則西安,遠則海南,直到10月才回到榆林,艾女士帶著兒子王冰一路南遷,只是為讓他的身體能好受一些。9年來,王冰從沒參加過自己的開學典禮,而落下的功課則只能等到返回榆林后再努力補上。
對于這樣候鳥一樣的遷徙,何先生設定的目的地會更遠。一到8月底,他便開始了南遷之旅,最終抵達的往往是浙江、福建、江蘇等沿海省市。因為工作的關系,何先生今年“遷徙”的時間比往年都要晚,因為夏天雨水豐沛,他本以為情況會有所好轉,結果到了8月25日,鼻腔內再次開始堵塞不暢。“9月1日晚上11點我跟我太太輪流開車離開榆林,再也待不了了。”
這是一路星夜兼程的“南逃”,9月2日凌晨,何先生抵達西安入住酒店,只經過幾個小時的休整便再次出發,9月3日凌晨2點多他已到安徽宣城才住店。“這些年我很清楚,過了長江,癥狀就沒了,一心就想著趕快渡過長江,能讓自己舒服些。”
從榆林出發的這個凌晨,何先生帶了6卷手紙,但在路上很快就用光了。在宣城又買了4卷,他計劃這一次一路開到浙江溫嶺,等到“十一”假期再回到故鄉。
甚至在官方的聲音中,也在鼓勵“候鳥”式的生活。針對過敏性鼻炎患者不斷增加的情況,榆林市衛生局2014年曾經建議,除了脫敏治療、對癥治療外,患者最好在過敏季節留在家中、減少外出,出門佩戴防護口罩和眼鏡。而對于有條件的患者,衛生局建議可以去外地度假,過敏期過后再回來。
苦惱
盡管如候鳥一樣遷徙,過敏性鼻炎對患者的影響并不是時不時地打幾個噴嚏那么簡單。
2012年,小王的過敏性鼻炎發展為過敏性哮喘,難受得幾乎無法入眠,經常是蜷在沙發上才能瞇上一會兒。長期坐著睡覺,讓他的后背開始有些佝僂。
2年前,小王升入高中,原本成績不錯的他排名一路下滑。艾女士有些生氣,叫來兒子詢問原因,兒子說因為夜里睡不好,有時會在課上打起瞌睡,耽誤了學習。一陣心疼后也不找到更好的辦法,母子二人相擁而泣。
早在患病之初,醫生便曾預告過小王過敏性鼻炎發展至哮喘的可能,嚴重的時候,會感覺全身發癢,由于鼻涕充滿鼻腔,會覺得胸悶氣短,乃至只能用嘴呼吸。過敏性鼻炎沒有特效藥,現有藥物只能緩解癥狀,沒辦法治愈。“一旦過敏源對身體的刺激進入下呼吸道,就可能演變為過敏性哮喘,有可能導致患者窒息死亡。”
更讓艾女士無奈的是,為了給兒子治病走過許多彎路。2009年,有人向艾女士建議,讓孩子切斷鼻子上的一個神經可以治愈鼻炎,這個消息讓艾女士喜出望外,帶兒子前往別人推薦的一所位于寧夏的醫院。沒想到手術之后,小王的鼻炎不但沒好,反而引發了鼻腔粘連。“本想根治了孩子的病,沒想到弄得孩子鼻孔變小了,更受罪。”
榆林市的多名過敏性鼻炎患者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對抗過敏性鼻炎最有效果的藥都是激素類藥物,可以顯著地減輕癥狀。何先生也做了類似的嘗試,因為服用激素類藥物,身上出現浮腫,皺紋的痕跡有所消減。“我和朋友開玩笑說,每次到了過敏季,我就返老還童了。”
據媒體報道,榆林一家藥店提供數據顯示,僅藥店每年接診過敏性鼻炎患者達8600多人次,高峰期7至9月份達4500多人次。
對于以“候鳥”的方式躲避疾病,并不是人人可以承受的辦法。一位過敏性哮喘已非常嚴重的患者,咳嗽的時候甚至聽到肺里面奇怪的聲響清晰可辨,但是因為工作不允許她請假,只能強撐著留在榆林。“只能在家里放上空氣凈化器,希望能夠好受一些。”
前路
由于在本地算是比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家,何先生能夠負擔成為一名“候鳥”的費用,但除了旅行中的衣食住行的花費,隱性的損失更為巨大。
何先生坦言,以“候鳥”的方式躲避疾病的困擾,意味著龐大的金錢支出。“我從榆林出發到現在一共3天,已經花去了3000多元錢,每年我都要出來40天左右,一次的花費都肯定有幾萬元。”
2014年,何先生接到一單大買賣,前期的鋪墊幾乎都完成了,沒想到到了最后關鍵時刻,過敏的癥狀再次來襲,呼吸不暢加上藥物的副作用,何先生感覺自己完全喪失了思考能力,只想著昏昏睡去。一個星期的時間里,客戶和自己公司的員工都聯系不上何先生,一筆大生意因此談崩了。“一百多萬元的利潤沒了,那種感覺太痛苦了。”
何先生的另一個身份是榆林市政協委員,在當地的政協會議上,他遞交了關于過敏性鼻炎的提案,撰寫提案的過程中,多名也深受過敏性鼻炎之苦的政協委員表示愿意聯署。
在提案中,何先生希望,政府能夠正視當地過敏性鼻炎的問題,早日確定過敏性鼻炎的致病原因。如果確實是沙蒿導致的,一方面應該加快研究,促使治沙物種盡快轉型,另一方面應該努力將過敏性鼻炎列入當地的地方病,加快醫療研究,并將過敏性鼻炎列入當地醫保范圍。
因為即將迎來高考,今年艾女士沒讓王冰繼續“候鳥南飛”的生活,這也讓小王得以9年來第一次參加開學典禮。
對于以后的生活,艾女士和兒子已經有了共識,無論高考的成績最終如何,小王所選擇的那所學校一定在遙遠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