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在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藻溪鎮挺南山上一處廢棄的民房內,一聲啼哭引起了前來解救被拐賣嬰兒的民警的注意。
“兩個孩子被解救時身體狀況十分不好。”辦案民警雷明盾說,為了躲避偵查,犯罪嫌疑人特地將孩子安置在山上無人居住的廢棄房屋內,環境十分惡劣。房屋內既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到了夏天,無數巨大的蚊子在黑暗中肆虐。
2016年,溫州公安破獲了這起包括和六達妹、章鐘樹等多達35名犯罪嫌疑人參與的特大跨省拐賣嬰兒案,案件共涉及27名嬰兒,除1人死亡以外,目前已有15人被解救,11人仍下落不明,正在繼續追查中。
溫州市檢察院辦案檢察官王瑋向記者介紹,拐賣涉及云南、浙江、福建、河北等地,其中大部分嬰兒經跨省多次轉手買賣。35名犯罪嫌疑人中,目前有26人已被提起公訴。比起被公訴的犯罪嫌疑人,被解救嬰兒們的撫養問題更讓檢察官們犯難。
被解救嬰兒的迥異生活
從蒼南縣檢察院出發,驅車往北,出了鄉鎮,道路兩邊層巒疊嶂。蒼南縣社會福利院就坐落在離檢察院20分鐘車程的靈溪鎮翔鳳社區大坡村里。從藻溪鎮挺南山上解救出來的阿強和阿毛最先被安置的地方就是這兒,和他們一樣陸陸續續被送到福利院的還有另外4個孩子。
“嬰兒們是從去年4月到5月陸陸續續送過來的,一共6名。”蒼南縣社會福利院辦事員郭女士告訴記者,有個剛送過來的小嬰兒由于年齡太小還送到醫院待了一段時間。案件被報道后,不少愛心家庭打電話到福利院,想要收養這些孩子。福利院根據程序規定,選擇了6戶條件優越的愛心家庭作為寄養家庭,暫時將嬰兒寄養在外,這些家庭每個月也會接到民政局發放的寄養費。
有福利院工作人員表示,被拐期間,嬰兒們可能都沒怎么吃上東西,顯得有些營養不良。其中有一名嬰兒剛送來時才6斤多重,體檢后發現已經3個月大了。
與放在愛心家庭寄養的嬰兒相比,另外被解救的9名兒童處境也不一樣,他們都被寄養在買受人家中,這些家庭中,有的家庭只有1個孩子,有的家庭甚至多達6個孩子。
“我們也到福建省霞浦縣實地察看了被寄養兒童的生活環境,情況并不樂觀。”王瑋告訴記者,她曾以檢察官的身份去過阿華和阿莫被寄養的霞浦縣滸嶼澳村,兩家的經濟條件并不優渥。
收養家庭對孩子念念不忘,嬰兒父母卻試圖逃避自己的撫養責任。“目前,本案中有兩名被解救嬰兒已經找到親生父母,但兩人的親生父母均明確表示拒絕接回。一名是蒼南縣的非婚生子女,年輕的母親未婚先育,并不想要這個孩子;另一名是來自云南的嬰兒,我的同事去云南核實時,父母明確表示不要了。”雷明盾告訴記者。
王瑋表示:“親生父母不愿撫養,或親生父母查找無著,被販賣嬰兒即使被發現也只好暫時寄養在買受人家庭中,這是本案中嬰兒安置難題的關鍵。”
想收養但沒處領養
“嬰兒好養,而且容易和收養家庭從小建立感情。”雷明盾告訴記者,收養需求是販賣嬰兒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我女兒一直不會生育,以前的夫家不要她了(離婚),這次結婚后,還是生不出孩子,如果不去領個孩子,夫家也會對她不好。”一名犯罪嫌疑人的母親對王瑋說。
除了不孕不育帶來的收養需求,養男孩“傳宗接代”也是購買嬰兒的常見理由。在溫州特大嬰兒拐賣案中,大部分嬰兒買家來自福建沿海地區,其中多數買的都是男孩。“誰家都知道他(林忠實)家想要個男孩。”林忠實的鄰居林先生表示,沒有男孩意味著沒有繼承人,在村里也抬不起頭。
“他們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收養的規定,也不知道去哪個機構收養孩子。”福建省霞浦縣滸嶼澳村村委會主任陳成德說。
事實上,即使林忠實們到福利院去申請收養,也很難領回一名健康男嬰。收入低是問題的矛盾點:一方面,因為收入低,林忠實們想要一個兒子來撐起家庭;另一方面,收入不足導致他們不符合收養人的條件。
“我管理的兩個自然村大裕頭村和滸嶼澳村加起來有336戶人家,共1307人,平均年收入大概在2萬元左右。”陳成德說,近年來,隨著海水被陸上養殖和工廠污水污染,漁民出海的距離越來越遠。村里的老人每人每月領的養老保險金才85元,“國家干部有人管,有退休金,而普通漁民養老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兒子身上”。
蒼南縣福利院辦事員郭女士告訴記者,無論男嬰還是女嬰,相對于申請領養的家庭來說總是“供不應求”。嬰兒拐賣案被報道后,社會福利院的電話馬上被詢問收養程序的人打爆了,接收的6名被解救嬰兒很快就被愛心家庭以寄養的形式領走。寄養家庭的年收入至少在10萬元以上,而且還要接受福利院工作人員對家庭環境的實地考察,擇優寄養。
而在滸嶼澳村,撫養孩子的成本并不低。從下青山特大橋橋頭出村,最近的小學在距離13公里之外的鹽田鄉。如果寄宿在老師或者熟人家,包吃包住每個月需要2000元左右,這對于村民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在甲板上玩耍的林忠實的小女兒們其實也到了該上幼兒園的年紀,“沒辦法,沒錢送她們去鎮里讀書,只能先這樣在村里待著。”林先生說。
父母不要,也進不了收養程序
按照法律規定,公安機關解救被拐賣兒童后,對于查找到生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的,應當及時送還。對于暫時查找不到生父母及其他監護人的,應當送交社會福利機構或者救助保護機構撫養,并簽發打拐解救兒童臨時照料通知書,由社會福利機構或者救助保護機構承擔臨時監護責任。
“福利院收容6名孩子首先需要公安機關開具證明,然后公告兩個月,尋找親生父母。如果兩個月后仍然尋找不到,則將兒童戶口登記在社會福利院。如果一年內仍然查找不到親生父母,公安機關開具相關證明后正式進入收養程序,可以被愛心家庭領養。”郭女士告訴記者。
“我們的民警去過云南犯罪嫌疑人所在的村落,經濟條件十分惡劣,有的家庭可以說衣不蔽體。其中有一個嬰兒已找到親生父母,但親生父母并不愿意撫養嬰兒。”雷明盾告訴記者,當地村民隨意生育子女已成風俗,有的人因子女眾多無力撫養后便會送養甚至出賣。
還有一名蒼南縣的非婚生嬰兒同樣面臨被母親拋棄的問題。“找到了親生父母,不符合福利院收養的前提條件,也無法進入到收養程序。只能暫時由福利院寄養在愛心家庭。”雷明盾說。
寄養在買方家庭引爭議
在辦案過程中,王瑋還碰到了另一個令她糾結的問題。“福建的買方家庭明顯不符合收養條件,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目前只能寄養在買方家里。”由于檢察院并沒有法定職權參與嬰兒的安置處置,溫州市檢察院只能督促公安機關盡快查找孩子的親生父母。
“從感情上講,買受人肯定希望能夠留下嬰兒,而且他們確實對照顧嬰兒非常上心。孩子和買受人在撫養過程中也產生了一定的感情。”王瑋說,但另一方面,這些家庭條件并不太好,有的家庭不僅女兒眾多,而且收入并不高,對嬰兒的長遠成長并不利。
穿過一個鋪滿牡蠣殼的灘涂,記者找到買受人林忠實在漁排上的家,鄰居又告知記者,林忠實帶著買來的孩子出海去了。在林忠實不足30平方米的家里,記者看到他的3個女兒正在吃飯,盛飯菜的鐵盤子就放在黃色的漁排上。記者問陳成德,嬰兒也能被帶著出海?陳成德笑了笑,不置可否。
中國政法大學反對人口販運國際合作與保護中心主任張志偉表示,嬰兒被當作商品買賣本身是對生命尊嚴的踐踏。“買方市場”是打擊拐賣人口工作中不可忽略的一環。如果將買受人收養嬰兒合法化會助長嬰兒販賣的風俗。
“自2009年以來,將嬰兒安置在買方家庭的不規范行為已大大減少。類似民政部門對買受人承諾一年之內無法查找到親生父母就為其辦理收養手續這樣的行為是不允許的。”張志偉告訴記者,刑法修正案(九)將購買婦女兒童入罪也明確表達了對購買嬰兒的打擊態度。
在張志偉看來,因為目前中國收養需求巨大,健康的嬰兒只要通過正常的收養途徑就可以找到愿意收養的家庭。
負責安置6名被解救嬰兒的蒼南縣福利院辦事員郭女士也告訴記者,如果福利院有新的健康嬰兒入院,很快就會有收養家庭來咨詢。少則數周,多則數月就能將嬰兒送養。而且最后選擇的收養家庭收入水平比當地平均水平要高。
民政部門是負責安置的主體部門
針對部分親生父母不愿意撫養被解救兒童的問題,張志偉認為,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經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的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民政部門是負責被拐賣嬰兒安置的主體,根據《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13-2020年)》,民政部門具有安置被拐賣兒童的職責。
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姚建龍也表示:“親生父母拒絕接回被拐嬰兒的情況在實踐中的確存在,因為這些父母可能本身就是出于拋棄的目的送養甚至出賣。”兩高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監護人拒不履行監護職責長達6個月以上,導致未成年人流離失所或者生活無著的,法院可以判決撤銷其監護人資格。
“在美國,各州法律針對放棄撫養嬰兒的父母規定了無傷害棄嬰原則。如果父母不想要孩子,可以和平地將孩子的監護權移交給州政府。同時在法律上免于遺棄罪的起訴。”姚建龍表示,另一條保護嬰兒的途徑就是通過兒童福利部門提起剝奪父母監護權的訴訟,由兒童福利部門負責嬰兒撫養。
對于嬰兒目前仍被寄養在買方家庭的情況,記者曾聯系買方林忠實所在的霞浦縣民政部門采訪。霞浦縣民政局社會事務部負責人吳伏光告訴記者:“今年上半年,公安機關曾和民政部門聯系稱有兩名被販賣嬰兒由于案件偵破需要,經上報省公安廳,暫時將其寄養在買受人家庭。根據民政部相關規定,涉罪的買受人不能收養被拐賣嬰兒,但是我們本身不具有執法能力。按照程序,如果公安機關不協助、不移交被拐賣嬰兒,我們也沒有辦法。”
截至發稿時,記者未能聯系到霞浦縣公安局有關負責人。刑偵部門在接聽電話后以相關情況需采訪領導為由掛斷電話,公安局對外聯絡電話則一直處于正在通話狀態,未能撥通。
對此,張志偉表示,民政部門不能等待嬰兒在販賣后發生嚴重后果了再介入,而應當積極主動采取行動,防止販賣者、買受人對嬰兒造成嚴重傷害。
“目前,我們正在和福建省寧德市檢察機關一起同福建省有關部門積極協調,爭取早日將仍寄養在買方家庭的被販賣嬰兒通過正規渠道送養。”王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