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資陽市安岳縣千佛鄉花橋村村民蔣有六疑似“被結婚”事件引發社會關注。有村民舉報，蔣有六智力低下，與村支書的親家母是假結婚，為的是騙取拆遷補償款。

　　真相究竟是什么?村民質疑背后折射出了什么問題?記者進行了實地調查。

　　低保戶與村支書親家母結婚引質疑

　　蔣有六今年56歲，口齒不清。在許多村民眼中，他的行為能力明顯低于常人。過去，他和癱瘓在床的父親相依為命，靠著低保勉強維持生活。

　　然而，2012年，蔣有六突然結婚了，對象還是村支書的親家母。兩年后，有村民開始舉報：蔣有六是“被結婚”，為的是騙取拆遷補償款。

　　位于花橋村村口一間陳舊的磚瓦房，就是蔣有六的家。門口胡亂堆放著一些農具、籬笆和磚塊。走進里屋，黑漆漆的，泥巴地面凹凸不平，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其父親獨自躺在床上。

　　“他們父子倆一直住在這里。”花橋村44歲村民謝敏說：“蔣有六啥時候結的婚，我們都不曉得。沒辦過酒席，媳婦更是從來都沒來過。”

　　一位女村民直言不諱：“像他的條件，怎么可能娶到媳婦!如果真是結婚了，怎么不過來供養他爹?給他買意外保險，都是村干部墊的錢。”

　　登記結婚后，蔣有六的戶口也遷到了女方家。在2014年和2015年低保普查時，因為戶籍遷出和配偶經濟狀況不符合低保政策等原因，蔣有六父子的低保相繼被取消。

　　“我們直到2014年全鄉低保核查過程中，才知道到他的戶口已遷出兩年，所以當時取消了他的低保。”千佛鄉副鄉長文加武說，“現在戶口遷移只要拿著結婚證，直接在派出所就可以辦理，而社保是直接劃入他的銀行卡。”

　　2015年，鄉里再次核查低保時，村民再次舉報，稱蔣有六的老婆有房、有車，他父親的低保也應該取消。根據規定，鄉里也取消了他父親的低保。但鑒于父子倆的實際情況，鄉里給予了蔣有六父親每月200元的民政臨時救助。

　　村支書回應：結婚是為了“扶貧幫困”

　　在花橋村民眼中，蔣有六是一個“又窮，脾氣又不好”的人，緣何成了村支書親家母的結婚對象?

　　村支書鄧從新的兒子、兒媳婦和親家母在離縣城30公里的鎮子鎮經營一家餐館。鄧從新說：“他們是自愿結婚的。結婚后，我們每年給蔣家的補貼接近1000元。沒住在一起，是因為親家母要帶孫子，蔣有六要照顧他爹。”

　　但鄧從新坦言，結婚后把戶口遷過去，確實是因為親家母那里要拆遷，戶口本上增加一個人能多分些補償款。“有人覺得假結婚，是為了騙拆遷費。其實，我們是在幫助他。拆遷不僅可以給他買社保，而且還能給他分到一些錢。”

　　采訪中，蔣有六告訴記者，自己沒種多少地，平時主要靠去鎮上的餐館殺魚，干2個小時賺15元。另外，在村里打零工有些收入。“煙癮比較大，賺的錢連煙錢都不夠。”至于平時女方家里是否有給他錢，他只字未提。

　　當記者詢問蔣有六，是否知道自己結婚了、是否知道自己將有拆遷補償等問題時，他立刻變得含糊其辭，難以溝通，只是簡單地回答：“我有老婆。”

　　據了解，由于拆遷補償方案至今仍未最終確定，給蔣有六購買社保、領取拆遷補償款等暫時也沒有兌現。對于蔣有六疑似“被結婚”的事情，資陽市紀委正在核實調查，成立了專項調查組，進駐安岳開展調查。

　　質疑背后：微腐敗可能成為大禍害

　　對于蔣有六“被結婚”風波的真相，有關部門仍在進一步調查中。專家認為，這一事件備受關注，在于近年來群眾身邊的腐敗案件頻發，觸碰了百姓敏感的神經。

　　四川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昕杰說，因為當事人無法完整地表達及回憶婚姻過程中的細節，所以就無法確立村支書在婚姻締結過程中的具體責任。今后在農村偏遠地區，對于那些行使民事行為權利存在能力障礙的人，要加強對他們的保護，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國家現有的監護制度，防止一些有權勢的人侵害他們的人身及財產權益。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偉則認為，以登記結婚獲取拆遷補償的做法，無論村支書的初衷是否是為了幫助蔣有六脫貧解困，都值得商榷。“村支書幫扶困難群眾是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但首先還是要遵紀守法，應該先用好國家現有的惠民幫困政策。遮遮掩掩地用結婚換取補償款的做法，難免引來村民質疑。”

　　“微腐敗可能成為大禍害。”成都市委黨校教授劉益飛認為，“蔣有六結婚一事引發群眾質疑，正是因為這些年村干部以權謀私、侵害群眾利益的事件層出不窮。要避免基層出現侵害群眾特別是特殊困難群體權益的事情，關鍵還在于加快推進基層政務公開。在若明若暗的情況下，就容易滋生‘蒼蠅式’的腐敗。”

　　“一切結果只有等調查結論。”千佛鄉紀委書記楊剛說，低保取消后，他們父子倆的基本收入就沒了，但每月200元的臨時救助會還是會一直發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