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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店堂招牌等多處使用“杭州最好”“中國最好”等字樣，杭州一家小炒貨店于3月22日被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罰款20萬元。杭州市西湖區市監局表示，該炒貨店的行為違反了《廣告法》，20萬元已經是法律規定的最低處罰。(3月24日《錢江晚報》)

　　一個賣炒貨的小店，因為在招牌上用了“最”字就被罰20萬元，讓人感到一種強烈的不適。究其原因，其一，小炒貨店并沒有在大平臺投入廣告，反復宣傳其“最好吃”理念，若論“受害者”，其實僅限于那些看到招牌并因此而購買的顧客。其二，這家小炒貨店規模太小，店主并未因為這個“最好吃”的招牌獲得巨額回報。

　　更重要的是，杭州市1998年已有《杭州市戶外廣告管理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擅自設置戶外廣告的，責令其限期改正，并處以2000元以上2萬元以下的罰款”，“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擅自更改批準的內容發布戶外廣告的，責令其停止發布，限期改正;情節嚴重的，處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罰款”，不論炒貨店的廣告牌處于哪一種情況，我們都有理由追問一聲，作為杭州市區戶外廣告的主管機關的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盡到了管理義務嗎?

　　于此而言，破解此事所暴露的法理與情理尷尬，亟須正視。就新《廣告法》而言，禁用“國家級、最高、最佳”等詞語，違者“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并可以吊銷營業執照”，有些過于模糊。因為就違法廣告的覆蓋面以及違法后果來說，小門店的廣告牌與投放到媒體、大型互聯網平臺的廣告二者不可同日而語，參考“罪刑罰”相適應的法律精神，相關細則亟須深化，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而作為執法者，也該有一次落實新《廣告法》精神的行動，通過依靠戶外廣告審批流程，向商戶介紹相關法律內容，把好準入關。別總讓輿論跑在前面，傷害了自身公信力。

　　□晚報評論員 楊興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