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的是不公平，”這個沒讀過書的女人抽泣著回憶。她希望老天替自己做決定，讓兩個兒子都去和自己做腎臟移植配型，誰的指標高，就把腎移植給誰。盡管她也知道，無論最終救哪個兒子，她都會永遠覺得對不起另一個。

　　從小就幫媽媽按摩的大兒子李海清第一次不容商量地違抗了父母的意思，執意不肯去做配型。

　　李海清態度強硬地向家人列舉了無數個應該把腎給弟弟的理由：弟弟發病晚，移植成功幾率高;弟弟堅持讀完了本科，比退學的自己好找工作;自己已經和爸爸做過一次配型，這次機會應該給弟弟。

　　他一直沒有說出不去配型的真實原因：“萬一我的指標更合適，那我弟弟怎么辦!”自從弟弟生病，他每晚失眠，在他看來，不管自己能不能找到腎源，治好弟弟的病就了卻了自己一樁心愿。

　　弟弟李海松嘴上勸哥哥，兄弟倆一起去配型。暗中則打定了主意：“讓哥哥先去配型，他配型成功我就不配了，讓給哥哥做。”

　　連榮華家的遭遇被地方媒體報道后，一時間獲得了60余萬元的捐助。有遠在印度尼西亞的泉州人匯來1萬多元，有鄉賢一次捐款20萬元，村民組織募捐，一筆筆善款用毛筆寫在大紅紙上，貼在村子祠堂的墻上。兄弟倆用電子表格記下了每一筆款項，為了將來“給幫助過我們的好心人一個交代”。

　　然而，患病的孩子和腎的數量，還都是兩個。“我想兩個都拿出來，我老了，我不怕。”哪怕正在吃飯，悲傷也在說話間突然占領了整張臉，連榮華放下飯碗，用長滿老繭和裂口的手抹著眼睛。

　　哥哥替媽媽做了選擇，把腎留給弟弟。他瞞著父母，夜里去給快遞公司搬貨，只為給媽媽買一輛電動車，“她干建筑小工是去鄰居家借的自行車，看著心酸。”由于尿毒癥并發癥，沒多久大腿就脫臼了，倔強的他繼續搬貨，實在疼得厲害就咬牙在地上狠蹬幾下，堅持工作了一個月。

　　今年4月，連榮華與小兒子李海松在福州進行了腎臟移植手術，李海清放棄了當天的透析，與父親一起守在手術室外。當地記者蜂擁而至，拍下了連榮華術后被父子倆抱回病床的場面。照片中，這個不省人事的農村婦女腰間掛著血袋，病號衣褲松松垮垮地搭在身上。

　　手術后，李海松和媽媽回到農村老家休養。她不能再做體力活，只能從做運動鞋的廠子領點零活兒。粘一個鞋面6分錢，母子倆從早到晚做下來，能粘200雙，收入二十幾元錢。

　　她有些向往地講起做小工的日子，“通知我去醫院做手術時，老板還打電話叫我做泥水工呢。我不用人家趕，自己就做。”一種少有的堅毅神采在她的眼中閃現，語速也快了起來：“我還提醒別人水泥搞多少，不要浪費。”除了兩個兒子上大學以外，這是最讓她自豪的事兒了。

　　如今，母親的一個腎在弟弟李海松的體內工作，“弟弟終于能大口喝水了!”李海清非常高興。李海清獨自去長沙等腎源。一顆等待中的腎規定了他的活動半徑，他必須隨時待命，一旦有合適的腎源出現，第一時間趕到醫院配型。

　　很多排在他之后的病友已經等到了配型移植，O型血的李海清還一直在排隊名單上掛著，“說不定還沒等到腎源就掛墻上了。”他有時難掩沮喪，隨即又自己開解：“萬一哪天我掛墻上了，還有我弟弟撐起這個家，我也沒什么遺憾的。”

　　更多的時候，這個樂觀的哥哥把裝在搪瓷盆里的干飯配豌豆胡蘿卜稱為“肯德基豪華午餐”，盡管他只在廣告牌上見過肯德基。

　　“你能幫我找一份哪兒都能工作那種活兒嗎?比如網店什么的?”李海清問記者。

　　在脫臼、水腫、高血壓、惡心、貧血等并發癥折磨下，他已經做不了重體力活兒了。之前的捐款還有40多萬元，自己兩天一次的透析、弟弟常年服用的抗排斥藥費用依然是沉重的擔子，更何況“家里只剩下父親一個勞動力了”。

　　淚水又充滿了連榮華的眼眶，她抬手擦著，“對不起海清。”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哥哥給的，”李海松望著門外漆黑的山坡說。他打算先打工賺錢，治好哥哥的病，哥哥一天沒有找到腎源，他也一天不能去過自己的生活。

　　這些話，兄弟倆從未對彼此說過。在這個家里，腎和病像是不能說的秘密，兄弟倆兒小心地避免提到，因為“一提到媽媽就哭”。

　　天漸漸暗下來，連榮華把粘好的鞋面用橡皮筋捆好、裝袋，然后點亮了庭前的佛燈。在這戶沒有電視機的人家里，空蕩蕩的堂屋正中供奉著佛像，連榮華每晚上兩柱香，一天不落。

　　很長時間里，她四處燒香拜佛，請求上天幫忙。有人在路邊說好話，她掏出10元“巨款”“請”了一尊小佛，用紅繩拴著掛在脖子上;在廟里燒香跪得太久，衣服后背被身后的香客燒了四個窟窿;有時，她狠狠心掏出50元錢，請算命大師開解一番，“覺得心里舒服不少”。

　　天黑了，連榮華用一根破木棍頂住一扇沒有鎖的門。轉身蹲下，剁地瓜葉，給雞鴨準備明早的吃食。站起來時，腰往后頂著，腿不自然地向前撇，努力讓身體保持直立。她表情平靜地忙碌著，仿佛習慣了自己只有一個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