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干部全部下到地頭“蹲守”

　　事實上，為了防止農民燒秸稈，這些地方不可謂不盡心。

　　據了解，今年9月21日，太康縣成立了秋季秸稈禁燒與綜合工作指揮辦公室，按照指揮辦要求，今年力爭“不著一把火，不冒一處煙”。為此，該縣成立了6個督導組，每天下鄉巡查，鄉里干部更是要求全部下到村里，而每個村也都成立了以村干部和黨員組成的禁燒指揮部。

　　天黑以后，是老百姓焚燒秸稈的高峰期，禁燒指揮部里要24小時有人值守，發現火情要立即處置。“八月十五那天晚上，半夜12點20左右，我們還發現一處著火點，老百姓應該是剛點起來，我們走到那，及時撲滅了。”太康縣環保局副局長陳慧娟說。

　　此外，為了大力宣傳禁燒秸稈，這個國家級貧困縣還拿出了一筆數目不小的經費。太康縣禁燒秸稈指揮辦副政委張保華說，“今年僅僅工作費用這一塊，我們投入了將近一千萬元。”

　　為了禁燒，太康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然而這一切，并沒完全阻止焚燒秸稈事情的發生。

　　在環保部網站每天公布的環境衛星秸稈焚燒遙感監測日報中，太康縣的名字也時常出現，僅僅10月1日，太康縣被衛星監測到的著火點就高達24處。

　　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太康縣多名鄉鎮干部稱，秸稈禁燒工作做得好不好，一是宣傳是否到位，家喻戶曉;二是是否責任到人;三是是否綜合利用，變廢為寶;四是是否真正嚴格管理，不斷巡查。

　　上述四個原因中，有關基層干部宣傳及引導、管理的內容就占了三個。

　　對此，9月30日，在周口市召開秋季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緊急電視電話會議上，周口市市長劉繼標再次狠戳痛點：“之所以在我們三令五申，投入這么大的人力、精力、財力、物力的情況下，焚燒秸稈仍然屢禁不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懲罰不力，導致一些責任單位和個人工作上不重視，一些群眾知法犯法。”

　　他隨后作出要求：“秸稈禁燒工作不力的，從嚴從重處理，即刻起發現一起，曝光一起，問責一起，再發現一把火，鄉鎮黨政主要領導就地免職。”

　　重重壓力下，基層干部稱“只有挨罰的權利”

　　在秸稈禁燒工作中，周口市只是一個縮影。

　　今年5月19日，河南省會鄭州市規定，禁燒秸稈時段一個火點要罰100萬，不僅對農作物秸稈焚燒下達了“封殺令”，在該時段內，鄭州市轄所有區域還嚴禁露天焚燒垃圾、荒草、落葉等。

　　除對管理者施壓，對農民的管束也不少，按照河南平頂山市政府通告，凡在平頂山市轄區內焚燒秸稈的，將處200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引起火災的，處15日以下拘留，并處500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許昌市秸稈禁燒辦公室則于5月印制了95萬份“2015年秸稈禁燒及綜合利用承諾書”直接下達農戶。

　　今年8月，在河南省召開的2015年秋季秸稈禁燒與綜合利用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河南省禁燒辦負責人介紹，“三夏”期間，河南省共進行了3次工作問責約談，扣撥財力累計2.34億元，其中，周口市被罰最多達4100萬元，駐馬店次之達3900萬元。

　　據介紹，這些資金有26%將用于秸稈禁燒工作獎勵，74%用于各地推進秸稈綜合利用，主要是用于秸稈肥料化、飼料化、基料化和能源化利用等四類農業綜合利用項目的補助。

　　在這次會議上，河南省農業廳、省環保廳相關負責人曾表示，由于秋季比夏季產生的秸稈量大，收種管理的時間更長，加之不利的氣象條件相對較多，秋季秸稈禁燒工作難度將會更大。

　　作為禁燒管理主力，鄉鎮干部“壓力山大”的狀態由來已久。

　　今年“三夏”期間，在河南駐馬店市確山縣，地頭、路邊掛著醒目的宣傳橫幅;泌陽縣的各鄉鎮出動宣傳車，在鄉村巡回廣播秸稈禁燒的意義。駐馬店市驛城區胡廟鄉一包村鄉政府干部稱，麥收季節，鄉村干部防火最辛苦：“為了田間不現火光，一個麥季下來，鄉村干部個個是伴星星曬太陽，皮膚黑來胡子長。”

　　重重的壓力下，不少鄉鎮干部感覺有些委屈。河南省淮陽縣一鄉鎮干部認為：“禁燒工作能否落實到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只是單純地指責鄉鎮干部并嚴厲問責，難免有失公正。”

　　“鄉鎮干部并沒有執法權，只有挨罰的權利。”一執行禁燒任務的鄉鎮干部抱怨說，“管不住焚燒秸稈的農民群眾不說，縣財政給鄉里一年只有幾十萬辦公經費，發現一兩個著火點就被罰光了。”

　　河南省禁燒辦負責人近日向中國青年報記者介紹說，今年秋收過后，河南境內一共產生玉米秸稈500多萬噸，而這些秸稈必須在10月中旬以前必須要想辦法從地里清理，否則將會影響冬小麥的種植，在缺乏人力、財力的農村，清運這些秸稈顯得力不從心，目前，河南省正在積極地想辦法解決秸稈焚燒問題。

　　“嚴防死守”顯初效，期待堵疏并舉

　　那么，為什么一些村民選擇焚燒秸稈呢?

　　“過去，秸稈可以燒火做飯，現在都不燒了，秸稈拉家里放也沒地兒放，最簡單的就是一把火燒了。”河南省淮陽縣曹河鄉程樓村村民程國峰和記者算了一筆賬：“我家的地距村頭6里地，一畝地秸稈就得裝滿一車，打捆、裝車、運輸需要三個人工。我家八畝地，算下來，光拉秸稈就得花上千塊。”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當前普通農戶如果種3畝地，來自秸稈的總收入只有100多元，卻要支付收集和搬運秸稈的人工費和運費，導致農民出售秸稈的積極性不高。

　　此外，還有少部分農民對秸稈的認識有誤區，甚至認為焚燒秸稈對種地有好處，比如可以殺死病蟲、焚燒后形成的草木灰可以肥田等。

　　圍繞秸稈焚燒的討論，在微博、微信及其他各種網絡平臺上形成了社會熱點。目睹不少基層干部在秸稈禁燒工作中日夜“連軸轉”，不少網友質疑：一味地“嚴防死守”，究竟能起到什么樣的效果?

　　有網友評論說，“秸稈禁燒應堵疏并舉，禁燒的同時引導農民綜合利用，同時加大對秸稈利用的攻關力度和補貼力度，使秸稈綜合利用成為農民增加收入的一個增長點?，F實倒逼相關部門和各級政府，要擺脫秸稈禁燒年復一年的應急式治理模式，必須要疏通秸稈的出路。”

　　“秸稈綜合利用不能停留在紙面上，更不能光靠行政命令，需要借助市場的力量，依托規?；髽I、專業合作組織、農民經紀人等，建立科學合理的秸稈收集貯運體系，提高比較效益。”也有網友表示，鼓勵和支持農民使用先進技術和機械進行秸稈還田，通過加大補貼等方式，減輕農戶因秸稈還田而增加的成本。農民有了“獲得感”，才會有動力自覺參與其中。

　　然而，對于這些看法，河南省西平縣一名負責秸稈禁燒的鄉鎮干部卻有難言的“苦水”，“嘴上說說容易，以秸稈還田為例，已經提倡了很多年，但更具體的一些鼓勵、引導措施卻仍然模糊，農民沒有真正享受到秸稈禁燒后的實惠，秸稈禁燒及綜合利用的相關配套措施依然不夠細化，這都需要更多的探討。”

　　對此，農業部農業生態與資源保護總站副站長王久臣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我國尚未出臺系統性的秸稈綜合利用政策，已出臺的大多是項目制，并非年年都有，且主要圍繞秸稈綜合利用產品，對生產企業給予支持。而在秸稈收儲運、終端產品應用等薄弱環節，還缺乏相應的政策措施，不利于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秸稈來源遍布全國農區，卻缺 普惠性的扶持政策。

　　無論如何，在河南省“史上最嚴”禁燒令下，雖未完全杜絕，但焚燒秸稈的情況已得到有效遏制。經過9月30日、10月3日兩次約談問責后，河南省環保廳10月9日發布的國慶期間環境空氣質量情況顯示：10月3日后河南全省監測到的火點數僅為2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