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種鬼詞只有杜老才能發明出來。”何道峰笑著說。這些語言顯示了在體制縫隙開拓空間的努力。盡管將土地所有權和支配權分離，不徹底的改革給往后留下了亂局，但改革似乎總伴隨著妥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也有一個保存了幾十年的細節：

　　“大包干就大包干，包產到戶就包產到戶，何必說得那么復雜，又是又統又分，雙層經營，又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電梯里，剛出校門的陳錫文問杜潤生。杜回答說：“小伙子，你從學校剛出來，可不懂得，在中國有時候一個提法不當，是要掉腦袋的。”

　　某種程度上，杜潤生1955年就體會過這種兇險。那一年，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他和部長鄧子恢不配合毛澤東過于急切的農村合作化，被斥為“小腳女人”。中央委員會議上，毛宣布鄧子恢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有人包括鄧本人都義正詞嚴地譴責鄧。這是1949年后以意識形態批判打擊不同意見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鄧子恢飽經折磨死去，杜潤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人民公社則浩浩蕩蕩展開了。

　　往后，凡對農村經濟有不同意見者，都被劃入意識形態大牢，施之以專政壓迫。在打倒“四人幫”的最初年月里，他們宣稱，不滿人民公社的，都是“四人幫”罪孽!直到1978年，萬里挑戰人民公社，華國鋒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嚴責萬里約束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舉動。就連杜潤生本人，也不得不公開表示反對包產到戶。

　　“作為部門領導，表態總要和中央一致，不僅要講不可以，還要講出不準的道理。但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幾個知道他推進方案有多積極，設法撕開口子。”段應碧說。

　　改革不夠徹底，諸多妥協，但年輕人后來認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識形態，波瀾不驚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們都記住了杜潤生的一句話：“中國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為什么王岐山轉到金融界?”

　　“如同金子般閃亮”——回憶起這段時光，81歲的姚監復用了這樣的詞匯。在他看來，農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擺脫了利益關系密切相關。“管人財物，必然產生部門利益。農研室不管人財物，沒有部門利益，是站在全國的角度考慮問題。”

　　“總理曾批10萬部卡車，讓農研室轉給農村。我跟杜潤生說，差價很大的，一輛就是多少萬。能不能留1000輛指標作機動?他說不留;我說留100輛呢?他說不留，一輛也不許留，全部分下去了。”

　　當九號院突破了意識形態和部門利益的束縛，它催生出的一號文件迅速結出改革成果，1983年，農民有了“創世紀的大豐收”。它的成功促使更為困難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啟動了。

　　一年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釋放了信號：“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年的莫干山會議貢獻了“價格雙軌”的改革方案。這是年輕人和高層改革者繞過官僚體制高墻的又一次遇合。農研室的王岐山和發展組的周其仁、鄧英淘等人都加入其中。不久，他們就正式成為同事。

　　1985年，改革不斷深入擴張，發展組也隨之解體。張木生等人去辦《百業信息報》。陳一諮帶了一批人籌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出謀劃策。陳錫文、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等人則留守農村研究，編制轉入農研中心。1986年，杜潤生為他們成立了農村發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長，陳錫文是副所長。兩年后，陳錫文和杜鷹、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長，王則去中國農村信托投資公司任總經理了。

　　“為什么王岐山后來轉到金融界?”1986年進入發展所的王振耀分析，“因為在發展所時，他去和世界銀行談幾億美元的貸款，啟動了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剛開始，世行準備把那筆錢貸給別的國家，岐山領著五六個人的團隊，一筆一筆、一個一個跟人家談判，談完之后世行代表知道中國改革有希望，決定貸款應該給中國。”

　　80年代中后期，王還擔任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他很少署名發表文章，說自己就是提供平臺的。在這個平臺上，周其仁更像是學術權威，“周其仁評價高就意味著獲得大家肯定。”1986年進入發展所的王振耀回憶，當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評價”后，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內將他提為非經濟分析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