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諮也是1979年從農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墻看大字報。在他看來，政治民主缺乏基礎，從經濟入手則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呢。

　　改革從何入手?來自山南區的材料讓陳一諮似乎看到了線索。他很高興，把材料交給胡耀邦和朋友鄧英淘的父親鄧力群，幾個月后到安徽農村調查去了。

　　1980年，陳一諮跑了14個縣，調查了3個月。回來后他決定成立研究農村問題的組織，朋友何維凌、鄧英淘、王小強、楊勛、江北辰、白若冰、張木生等人很支持，加入籌備。早在1968年秋，20歲的張木生就寫萬言書提出“包產到戶可以增產”，招致牢獄之災。如今，年輕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徑，從計劃經濟體系中最薄弱的農村入手。

　　1979年，在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新上任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杜潤生也在尋找新的歷史機遇。這是他自1955年被打為“右傾分子”后的首次復出，有人勸他緊跟黨中央，吸取鄧子恢的教訓。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還在談集體經濟的好處，但敏感的人從語氣中揣摩出形勢的微妙變化：一年前三中全會規定的“不許包產到戶”，已在這年9月改為“不要包產到戶”。

　　杜潤生找到胡耀邦，讓其將“不要”改為“準許”，胡耀邦要他等待時機。5個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支持包產到戶的萬里接替王任重主管農業。不久華國鋒辭職，鄧小平開始贊揚包產到戶及大包干。

　　杜潤生沒想到，各省市區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并不贊同。在爭論、妥協之中，75號文件誕生了：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

　　表面看來，包干到戶是包產到戶程序的簡化，“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實施，不僅農民將逐步擁有私產，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過生產隊了，這意味著生產隊及人民公社將名存實亡，以此為根基的計劃經濟也將動搖。老同志們痛心疾首，拉著杜潤生：“包產到戶，關系晚節!”另一些人更為憤怒：“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關口，杜潤生和支持他的新領導人，需要繞過守舊勢力的高墻，尋找更多支持者。就這樣，開放的高層和民間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

　　他甚至不是黨員

　　1980年翁永曦到農委不久，杜潤生就跟他講中央考慮未來十年向農村投入1500億的計劃，讓他拿出方案。“1500億!”他很驚訝，隨后就和工作組出發前往內蒙古調研。火車臨開前，黃江南和朱嘉明跑進了車廂。

　　在當地，他們拉翁和幾位朋友聊天，當晚海闊天空，翁永曦暢談中國社會問題、外交和國際形勢。沒想到，回北京兩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總理辦公室來電話了?？偫砜戳四愕奈恼?，約你去中南海談談。”

　　原來當晚聊天的有新華社內蒙分社社長和記者，把內容寫進了內參。翁永曦感到吃驚，“一個白丁，最底層的干部，中南海要聽取你意見?”

　　第一次和時任總理談話后，又約了第二次，“我說我們還有3個人，是個‘康拜因’，一塊參加行嗎?”翁永曦回憶說，在80年代的聚會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關心國民經濟問題，因此四人總在一塊討論，像個小組合，就自稱康拜因聯合收割機。

　　“第二次見面，幾位副總理都來了，國家計委的幾個主任、幾位經濟學家，也參加了。總理說，這個會議室還沒有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進來過，我們來聽聽幾個年輕人對于國家經濟建設的一些看法。”

　　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就常一塊兒寫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稱“四君子”。杜潤生很賞識王岐山，將他調到農委來。翁永曦說，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來潮、曇花一現的花架子。研討會上，聽得多，說得少，總能探驪得珠;喜歡看書，涉獵甚廣，總不離思考和解決中國現實和長遠問題的大框架。同事、朋友們找他幫忙或議事，總很熱心，騎個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驢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黨”。

　　1981年2月，陳一諮們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走上歷史舞臺，還是學生的周其仁、陳錫文、杜鷹等人都加入進來。成立前一晚，張木生借到了經費，寒夜里，他從口袋里拿出一摞，是一千元，另一個口袋里又拿出一摞，往桌上一拍說：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