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上級精神對于我們不再重要，除非這是個直接給錢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鄉鎮收入，上級無論什么新精神，對于我來說都是白費精神。”去基層調研時，有鄉鎮黨委書記直截了當地告訴趙樹凱。他發現，“許多政策文件，上級怎么寫，下級怎么寫，如法炮制，層層轉發，轉發完了往往一了百了。”

　　復雜和堅硬的利益格局下，沒有人具有統攬一切的權威與智慧。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變革的契機并不在廟堂，它只能從社會的肌理中緩慢生長——社會組織、市場化媒體，也許正是這肌理的一脈。

　　“哥幾個別把藕給忘了”

　　戴小京如今是聯辦常務干事，財訊傳媒集團總裁。1992年以來聯辦陸續創辦了《證券市場周刊》、《財經》等二十多本雜志。 2012年12月6日，《財經》雜志副主編羅昌平決心實名舉報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他發出微博后，很快收到戴小京短信，“昌平?。簞毡乜酥瓢?”平時被認為鎮定、氣場強大的戴小京，少見地使用了兩個“啊”。羅昌平意識到：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

　　第二天，兩人約在公司附近吃午飯，戴小京問了舉報的來龍去脈。“很難想象，換一家機構我會遭遇什么樣的下場。這種寬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于他們大風大雨的經歷。”羅昌平在回憶文章《打鐵記》中說。

　　《財經》雜志曾經遭遇的風浪，也許讓羅昌平對戴小京的反應早有判斷。

　　“你沒有壓過稿子嗎?”我問戴小京。

　　“怎么可能沒有過，我再怎么跟你保證我們不干涉，你也不能全信。但是反過來說，我們如果真是天天干涉，能有這個雜志嗎?一年到頭，不會超過一兩次。今年以來肯定是零。不定期的，我們會開個會說，大家得悠著點，注意建設性。如果我要說什么，會在事后。通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新聞操作的規范問題。”

　　接受現實，誠懇地面對存在的合理性，戴小京的回答暗暗地吻合著九號院時代的行事風格。自認為是“改革者”的他，對于隱蔽的風險很敏感，運用著“界限的藝術”，既保全自己又能有所作為。當然，他會傾向于表達“雜志只是一個生意”，有時又難掩驕傲，“《財經》雜志還是挺有影響吧，在改革問題上這本雜志是有使命感的。”

　　關于“界限”，他每天都與之共處。每天早晨醒來，九號院的那個自己就跟著蘇醒，很自然地“關心起13億人的事”，很快又告訴自己——“還是先關心關心公司1300名員工的事吧!”

　　“我不想要特別硬，我想的是橡膠那樣子，不軟不硬，所以才能在金屬和石頭之間起個緩沖作用。越是多元化的社會，越是高速變遷的社會，越需要這種緩沖。首先你得存在，你自己都不生存了，你有什么意義?”戴小京說，“雜志是個平臺，也是個船，大家還得待在上頭，理想主義最后也得扎根于現實。都說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因為有個藕在底下，哥幾個別把藕給忘了。”

　　看似遠離了政治的場域，細究之下，是在培養公民社會空間，仍與政治互動。不過，中國扶貧基金會的轉型路徑少有復制者，《財經》的存在也被稱作一個奇跡——這既證明了開拓價值，也顯示了變革之難。

　　這樣的路徑，似乎也是杜潤生所期盼的，95歲時他曾說，他最希望看到兩件事，一件是土地確權，一件是成立農會。

　　早在80年代，杜潤生就曾向鄧小平建議成立農會。鄧小平說，共產黨代表農民利益;杜潤生又解釋，黨代表農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農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時矛盾;“好，那就看一看，3年后再說。”鄧小平回答。

　　一等已過30年。

　　王岐山的九號院風格

　　7月18日，北京紫竹橋附近的酒店里，九號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慶祝杜潤生101歲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個孩子，擺弄拐杖，拿反了手機，攏著耳朵做出聽不清的姿勢。

　　溫家寶、王岐山、陳錫文、發改委副主任杜鷹等人到醫院去看望，俯下身聽老人家講話，屏幕上出現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現場就輕喚一聲他的名字，“毅夫”、“錫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開著車來參加杜老的生日會，“我是中午逃出來了，因為實在想見見你們，1點鐘必須得走。”

　　他們都說，王岐山始終保持著九號院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