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聞]發“黃卡”的廖某、易某均被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其行為已構成協助組織賣淫罪。之所以將協助行為單獨定罪，而不是簡單認定為組織賣淫罪的共犯，主要是考慮到此類幫助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較為嚴重，立法者認為需要對其予以單獨打擊，體現了刑法的一般預防作用。

　　兩名90后小伙受雇他人，在酒店門口發放招嫖小卡片。近日，因構成協助組織賣淫罪，兩人均被錦江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為什么發“黃卡”被認定為組織賣淫的協助行為?生活中，哪些發卡行為可能構成犯罪?對此，成都商報記者采訪了本案的辦案檢察官。

　　90后小伙發“黃卡”被抓

　　1993年出生的廖某，初中畢業后，從老家來到成都打工;后來認識了比他小兩歲的易某。因為嫌打工辛苦，兩人商量著怎么能輕松搞錢。

　　一次在街上閑逛時，他們看到一處墻上張貼的招聘發廣告卡片的啟事，見對方給出的分成蠻高的，兩人一拍即合，馬上跟對方進行了聯系。

　　隨后，在錦江區一個偏僻的小街上，兩人見到了他們的老板娘，31歲的楊某。這時，兩名小伙才發現，對方讓他們發放的所謂廣告，其實是招嫖的涉黃小卡片。然而，兩人不僅沒有覺得這是涉嫌違法犯罪，反而覺得很有趣，滿口應承下來。

　　2014年8月6日晚上9點左右，廖某、易某在星輝路上層名人酒店附近發放招嫖廣告卡片。“老板娘”楊某接通知后安排賣淫小姐到賓館賣淫并隨車帶路;另一名協助賣淫人員代某則負責駕駛轎車運送小姐。當晚9點半左右，兩人繼續在該酒店門口發“黃卡”，以同樣方法招攬嫖客。8月7日，楊某、代某、廖某、易某被公安機關擋獲，并查獲嫖資、大量招嫖廣告卡片。

　　構成協助組織賣淫罪均獲刑

　　經查明，2014年以來，鄧某(綽號“三哥”，在逃)多次組織賣淫人員進行賣淫活動并從中牟取利益。在鄧某的組織下，由被告人廖某、易某負責發放色情招嫖廣告卡片招攬嫖客，廖某還負責接聽嫖客的電話并向鄧某匯報，楊某負責安排賣淫人員并帶路，代某負責駕車運送賣淫人員到指定地點賣淫并代收嫖資。

　　案件起訴至錦江區法院后，法院經審理認為，4人在鄧某組織下，為其組織賣淫行為創造條件、提供便利，均屬于協助組織他人賣淫，其行為已構成協助組織賣淫罪。

　　近日，4人分獲8個月到1年6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發“黃卡”的廖某、易某均被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

　　辦案檢察官解釋，按照我國刑法規定，協助組織賣淫罪，是指在多人共同實施組織賣淫犯罪活動中，為組織者實行犯罪創造條件的行為(幫助行為)，比如充當打手、保鏢、管賬人員等等。而所謂的“組織賣淫”行為(實行行為)，是指以招募、雇傭、引誘、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從事賣淫的行為。如果實施的是實行行為的手段，則應構成組織賣淫罪;只有實施幫助行為的，才單獨構成協助組織賣淫罪。

　　如果發的是：辦假身份證的、開偽造發票的小卡片

　　發不同卡片，涉嫌不同罪

　　為何發色情卡片

　　會被單獨定罪?

　　辦案檢察官介紹，這不同于其他犯罪，一般將實施幫助行為的犯罪分子列為實行行為犯的共犯。之所以將協助行為單獨定罪，而不是簡單認定為組織賣淫罪的共犯，主要是考慮到此類幫助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較為嚴重，立法者認為需要對其予以單獨打擊，體現了刑法的一般預防作用。在其他犯罪中，如果刑法沒有明確幫助行為構成單獨的罪名，則仍以相關犯罪的共犯論處。

　　辦案檢察官進一步解釋，所謂的“幫助犯”是從犯的一種，即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這種從犯的犯罪行為通常表現為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標、查看犯罪地點、排除犯罪障礙、為犯罪實施創造條件以及事前通謀答應事后隱匿罪犯、消滅罪跡、窩藏贓物來幫助實施犯罪等情況。在共同犯罪中，“發卡”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幫助行為。

　　由此，比如發卡辦“假證”的，如果是假身份證，則可能構成偽造、編造居民身份證罪的共犯;如果是假學生證，則可能構成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的共犯。發卡協助銷售贓車、協助出售非法制造的發票等行為也都可能構成犯罪、分別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和出售非法制造的發票罪的幫助犯。不同于協助組織賣淫罪規定為單獨犯罪，這些發卡行為皆涉嫌相關犯罪的共犯。當然，考慮個案的社會危害程度，如果情節較輕的，則僅予以治安管理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