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愛云捧著兒子的照片

　　[國內新聞]18年前，內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圖因殺人被判處死刑。9年后另一殺人嫌犯趙志紅向警方供述自己為呼案真兇。

　　呼格吉勒圖奸殺案真相呼之欲出，呼格吉勒圖死刑后，尚愛云開始找自身的原因，認為是自己的不妥，讓兒子遭遇噩運。“假如那天我給兒子做飯，他就不會和同事外出吃飯，也就不會有接下來的事。”9年前，按照“嚴打”“從重從快”的要求，僅僅62天，呼格吉勒圖就被判處死刑，而今，當年呼格吉勒圖案中被忽視的關鍵證據也再被翻出，一起來看下吧!

　　呼格吉勒圖供認后，按照“嚴打”“從重從快”的要求，隨后有關的逮捕、起訴、一審、二審等環節均快速完成，包括執行死刑在內，兩個月時間走完所有法律程序。

　　一審開庭時，因為相距較遠，檢察官起訴了什么，尚愛云沒有聽清。宣布死刑后，呼格吉勒圖不服，提出上訴。

　　父親李三仁還去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檢察院，請求一定要調查清楚，接待他的檢察官表情嚴肅，只說了一句：“回家料理后事吧。”

　　對于法庭的死刑判決，苗立律師有不同看法。他在2006年答應尚愛云，幫助其申訴。

　　苗立認為，對于呼格吉勒圖的犯罪證據，并不構成證據鏈，“受害人體內精斑是否是呼格吉勒圖的?掐死受害人的手印是否有鑒定?案發地是否留有呼格吉勒圖的腳印?”

　　曾擔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的赫峰，翻閱過呼案卷宗。

　　赫峰介紹，相關記錄顯示，技術人員曾從受害人的體內提取過兇手的精斑。然而，這一關鍵物證當年未做DNA鑒定。他分析，一是因為當時內蒙古沒有條件做;其二就是太自信，“覺得這個案子沒有這個證據也能定罪”。

　　苗立認為，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形下，法院判決就應該疑罪從無。

　　但一位長期研究嚴打的學者認為，在嚴打時期，這很難實現。她曾撰文反思“嚴打”：“在實踐中，對于偵查筆錄中記載的內容，法庭一般都給予認可。這是因為法官同樣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力量，‘嚴打’又是針對社會治安惡化而展開，法官成為了潛在的控方，法官的角色定位決定了其在裁判中倒向警察，實在無可厚非。”

　　1996年，尚愛云聘請的律師也未向法庭提出相關質疑。

　　尚愛云是在開庭前幾天，接到開庭通知。開庭前3天，托親戚花了1500元請了張娣律師。張娣律師在開庭前見了呼格吉勒圖一面，“見面時間很短，呼格吉勒圖沒說什么，就是哭”。開庭前晚，尚愛云感覺不踏實，又花500元請了丁守君律師出庭辯護。

　　那年5月23日，一審開庭時，尚愛云聽見張娣律師做的是有罪辯護，“說我兒子年紀小、是初犯，且是少數民族，請法院從輕發落。另一個律師一句話都沒說”。

　　苗立律師認為，辯護人應該給法官一個反向的思考，給一個專業的法律意見，這樣會使一個案件有很大變化。

　　如今，張娣和家人在海外生活。記者電話聯系丁守君律師。他在電話里說，當年他未曾擔任呼格吉勒圖的辯護人，遂掛斷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