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說,中國國內奢侈品消費人群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男性為主”,這一點與日本等其他奢侈品消費國有著很大的不同。在中國,男性商人是奢侈品消費的核心人群,而他們購買奢侈品,主要是為了送禮而非自己使用。“中國的送禮文化是我們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向投資者談及近來公司業績下滑的主要原因時,Burberry公司首席財務官Stacey Cartwright曾如此坦言。貝恩公司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反腐倡廉”重擊了送禮文化,對高級手表和高級男裝等以官場送禮為主要驅動的品類,影響最為明顯。
顯然,一記又一記的力度越來越大的反腐重拳,正在將奢侈品中國市場上的泡沫連續不斷地擠兌出來。在中國瀏覽量最大的網站上,有一項關于“你認為奢侈品不好賣了主要是因為反腐嗎?”的新聞調查,5.2萬名參與調查者中,超過80%的人認定了“是”的答案。
中國市場還被看好嗎?
奢侈品不再那么好賣——這恐怕是反腐這一催化劑給中國奢侈品市場帶來的新常態。
國際奢侈品集團的大佬對此感到憂慮嗎?
今年7月,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團之一——開云(Kering)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弗朗索瓦-亨利·皮諾(Franois-Henri Pinault)在法國巴黎總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中國政府的反腐倡廉行動,給世界發出了一個很好的信息。從全球150多年經濟發展歷史來看,有些國家發展曲線是,經濟起得快,落得也快,比如阿根廷。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法律不健全,或者是有法不依,法律對控制腐敗現象無能為力。在我看來,一個國家擁有強有力的法治,是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富有實效的反腐行動很好,對奢侈品在中國市場上的長遠發展很有利。
皮諾還補充說,就眼前來說,正在進行的反腐倡廉行動其實對他們旗下各大品牌在中國市場上的表現“影響不太大”,“因為我們的這些產品并不是典型的送禮產品”。
和皮諾一樣,事實上,全球奢侈品商依然看好“去泡沫化”后的中國市場,他們看好富裕起來的中國人,他們相信一定能從中國社會更健康的發展中找到更多的商機。
瑞士信貸10月14日發布《2014年全球財富報告》為奢侈品商打了一劑強心針。報告指出:全球中產階級的數量為10億人,其財富在1萬至10萬美元之間;中國的中產階層數量自2000年以來翻了一番,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中國內地個人平均凈資產2000年以來增加迅速,從5670美元達到2014年的約2.13萬美元,個人資產中值為7033美元,2010年以來增加的主要因素為人民幣升值。中國家庭財富總額全球排名第三,比第二位的日本少8%,比第四位的法國高44%;相比其他主要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家庭資產以金融資產比例較高,占49%,原因是儲蓄率高。預計2019年全球百萬富翁人數將超過5300萬人,而中國資產過百萬美元的人數是118萬。
這些數字很明白地告訴商人,中國尚有巨大的消費潛力有待釋放,中國人對于奢侈品的熱愛才剛剛開始,只是,是時候調整戰略了。“中國的奢侈品市場爭奪已從迅速的地盤戰,轉向緩慢而穩定的戰略重點。全球品牌的心態正從‘我們在哪里尋找增長’轉向‘我們如何創造增長’。”業內人士如是說。
奢侈品商們已經發現中國消費者的品位與多年前大不相同。意大利奢侈品行業協會副主席Armando Branchini在米蘭的辦公室告訴《新民周刊》,從亮晶晶的Logo越大越好的簡單小件,到不張揚的幾乎找不到Logo的高端大件,中國消費者對奢侈品的品位在不斷提升,這個品位成熟的過程,俄羅斯用了25年,美國和日本消費者用了20年,而中國消費者的轉變只用了15年。
Gucci(古馳)全球CEO Patrizio di Marco在米蘭總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作為全球最成功的品牌之一,Gucci對自己產品的質量和內涵有著充分的自信,Gucci也一向非常樂于傾聽那些有品位的消費者的心聲,尤其是年輕消費者,Gucci正在開發更獨家的皮革制品,運用更多非傳統的色彩和前衛的設計,同時將印有明顯Logo的產品限制在10%以內甚至更少。
而據開云集團(Kering)統計報告,2013年四季度,其集團旗下的無Logo產品貢獻了62%的增長,前一年這個數字為44%。去年一季度,Gucci的無Logo產品“逆勢”實現了兩位數增長。
開云集團旗下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無Logo”品牌——Bottega Veneta(葆蝶家,BV),2001年開云收購葆蝶家時,其市值是1000萬歐元,去年它的市值已上升到100億歐元。這個傳統經典品牌,成功的秘訣就是“低調”,它完美地平衡了知名度和美譽度,永遠顯得高貴而神秘。
Marco還特別提到,Gucci非常重視中國的二、三線城市,“其實二、三線城市的消費者跟一線城市的消費者一樣有能力欣賞時尚,追求時尚”,Gucci不會像有些品牌聲稱的那樣收縮或停止在二、三線城市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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