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在山東省委黨校對450多名官員做過有關工作狀態和生活狀態的問卷調查。在他們看來,調查結果顯示,非常態的工作節奏和方式,以及異地任職的經歷,易使干部逐漸脫離正常家庭生活軌道,走上腐敗之路。
“讓公眾了解官員真實狀態”
新京報:為什么會做這樣一個調查?
喬翠霞:我在黨校工作16年,接觸官員多,對這個群體很關注,他們身上有閃光點,但整個社會大氛圍下,不少人對這個群體的認知是負面的,我們想讓公眾了解官員真實的狀態。
新京報:針對官員的生活狀態做調查比較少見,有受什么啟發嗎?
喬翠霞:真有一個,今年春節央視推出了“家風”報道,我覺得找得準,現在都說踐行核心價值觀,但不能空對空,家風就是很好的微觀載體。假如一位官員工作兢兢業業,但家庭生活一團糟,在子女的成長中角色缺失,我想這并不符合社會發展。
新京報:是否也和當前的反腐形勢有關?
喬翠霞:確實有反腐的大背景在前。如果中國發展是輛前行的列車,官員群體肯定是車頭,我們看這段時間官員被查,很多伴有通奸、生活作風問題,難道這類群體全都作風不好、生活腐敗嗎?該仔細去分析,這個群體為什么出現這些問題。
新京報:你有做社會研究的學科背景嗎?
喬翠霞:我本科和研究生都學政治學,博士學的是產業經濟學,有這7年的積累,我非常關心政治的東西,是天然的一個興趣。
“樣本能覆蓋官員群體”
新京報:調查問卷的設計花費時間長嗎?
喬翠霞:從我們有想法到出問卷,大概3周。其中征求了不少研究政治學老師的意見,反復修改了幾次。
新京報:在設計問卷時會有哪些考慮?
喬翠霞:首先問題不能太多,不然對方不太理你,也不能太難答、太敏感,一看都是反映負面的東西。還有細化到問卷答案的選項,比如異地任職年限,不同選項時間段怎么劃分,各方面都要考慮。
新京報:調查對象的樣本是如何選擇的?
喬翠霞:還是依賴已有的資源,黨校長年有官員進修班,調查樣本基本覆蓋了黨委、政府機關、人大政協、司法、事業單位、企業、高校、部隊等部門,涉及副科至正廳各級,多個年齡階段。
新京報:會有顧慮嗎,擔心官員不接受這樣的問卷調查?
喬翠霞:最后收上來問卷大多是匿名的,很少有官員填寫真名,再者問卷中沒有特別敏感的提問,唯一比較敏感的是子女海外教育經歷、支出等,這一項有的官員就沒填。
新京報:設計這一問題是想調查裸官的情況嗎?
喬翠霞:跟裸官沒關系。出國留學通?;ㄙM多,主要是想看子女的教育給官員帶來的經濟壓力。但最后看調查結果,山東省這樣的情況比較少。
異地任職易引發官員家庭危機
新京報:你在文章開篇說,工作上廢寢忘食,生活上貪污腐化,是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落馬干部“雙面人生”的真實寫照。哪些數據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喬翠霞:中國官員真的挺累的,問卷顯示,多數官員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均超過8小時,其中“8小時”為19.74%,“8-10小時”為64.65%,“11-15小時”為14.75%,86%的受訪者被要求必須保持手機24小時開機。
新京報:但你所說生活上的貪污腐化,在問卷調查中看不到這樣的數據支撐。
喬翠霞:這更多是基于對現象的分析,類似于推理,現在大多落馬官員多伴有生活作風問題。但如果問卷中談這樣私密的東西,很難得到真實答案,面談的話更不會告訴我們。
新京報:這樣的雙面人生在你身旁有真實的例子嗎?
喬翠霞:確實存在,比如一些官員,曾和我們一起到紅色教育基地,通過日常相處能看到他最真實的情感流露,后來看到他出問題,自己就感慨頗多,甚至心理上會接受不了,一直會疑惑,怎么會這樣?
新京報:你在調查中也很關注官員異地任職的情況。
喬翠霞:以調研情況看,一半以上有過異地任職的經歷,平均異地任職時間為5.5年,75.6%因各種原因曾兩地分居,這是引起官員家庭生活危機的原因之一。
新京報:你覺得感情生活的混亂和異地任職有怎樣的關系?
喬翠霞:我們知道古代官員異地任職是為防止腐敗,但現在因為交通、通訊的發展,防止親情上的腐敗已大打折扣,中國傳統社會里有熟人社會的監督,熟人會給他工作、生活一種壓力,異地任職反而缺乏這種監督。
新京報:沒有異地任職出現腐敗的可能性就小嗎?
喬翠霞:其實對大多數官員而言,即便沒有異地任職,“幾乎不著家”的工作節奏和方式,也極易使他們逐漸脫離正常家庭生活軌道,淡化其應當承擔的家庭責任,這也成為官員情感“溜號”的重要原因。
建人脈網絡已成官員“必修課”
新京報:問卷中有一個按在外就餐頻率將對象從高到低排列,這一問題能反映出什么?
喬翠霞:通過看官員這一周跟誰吃飯,我們發現,家人團聚、和朋友的社交少,和同事、上級領導吃飯等公務比較多。
新京報:這也是容易引起腐敗的一個因素?
喬翠霞:公款吃喝泛濫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飯桌”已經異化為工作的延續,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觥籌交錯中“搞定”。
新京報:你覺得出現這樣狀況的原因是什么?
喬翠霞: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這種構建“人脈網絡”、疏通工作通道的交際應酬,已經成為政府官員的“必修課”。
“評價體系要回歸正常”
新京報:你最希望通過問卷調查來表達什么?
喬翠霞:如果說前30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轉軌期,現在就是常態化,除了經濟的中低速增長,社會的發展應慢慢步入正常狀態,生活、工作方式也該進入常態化。以往官員在“爬坡”時特別努力,扭曲了一些東西,現在這些應該回歸正常。
新京報:扭曲的是哪些?哪種狀態又是你理解的“正常”?
喬翠霞:扭曲的是工作與生活的關系。這兩者都不可缺少,有工作,也必須有生活。其實在西方文化中,很難看到為工作兩地分居的狀況。
新京報:你覺得現在官員的評價體系應該發生變化嗎?
喬翠霞:確實要改變過去單方面塑造“鐵人”式領導模范的思維定勢,培育“新型官員”,官員形象更加真實,更接地氣。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嘗試,比如在做官員績效考核標準,希望把“德”這一塊放進來。
新京報:但“德”這樣的標準很難量化?
喬翠霞:確實,是很難的問題。怎么解決,也需要很多思考。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八項規定后,大吃大喝確實少多了,官員之前可能是不愿意應酬,但不得不,現在是不能做。比如我和學生談話,問八項規定后他們家庭生活有無改變,他們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家里人吃飯多了。這種家庭的回歸,我覺得就應該是納入考核的。
新京報:有沒有考慮今后繼續做類似的調查?
喬翠霞:我們一直覺得這個題目有價值,希望做一個大的課題,長期去關注官員群體,過兩三年,長期追蹤,比如通過追蹤反腐形勢給官員帶來的變化,去揭示群體背后的一些東西。
文章作者:喬翠霞,女,山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曾任山東省委黨??茖W社會主義教研部副主任。
附《學習時報》9月1日文章《關注領導干部生活狀態》
作者:喬翠霞 魏聯合
“一邊是工作上的廢寢忘食,一邊是生活上的貪污腐化”,這是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落馬干部“雙面人生”的真實寫照。是什么原因導致部分領導干部的生活失范?應當如何定位當代領導干部的社會角色?需要我們做更多的理性思考。
只有好的個人品格和健康文明的家風才能涵養良好的工作作風,滋養廉潔奉公的政風,傳遞高尚文明的民風。
扭曲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被傳統觀念扭曲的生活理念。中國特色的文化觀念,讓領導干部和社會大眾形成一種既定思維,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視為干部服務百姓的至高境界,把忘我工作、過家門不入、不計得失、親人去世沒法發送、親人生病無法陪護、老人年邁無法床前孝敬等作為典型,把領導干部休假視為不負責任,不求上進,或者被邊緣化。所有這些編織成一張張大網,堆積成一座座大山,片面化甚至扭曲著領導干部的評價體系。作為先鋒隊,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自然應該在工作上率先垂范。事實上,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公務員相比,我國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幾乎是最長的,中國的政府官員可以稱為世界上最“勤奮”的公務員。但領導干部的其他社會角色絕不應該因為職業原因弱化甚至缺位。
被工作方式綁架的生活方式。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各種各樣的公款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收斂,但是暗地里的“觥籌交錯”仍然變化著花樣出現。對此,很多領導干部一邊忙不迭地奔赴各種應酬,一邊卻在私底下抱怨,“哪個愿意犧牲身體健康,整天泡在酒里?”“哪個愿意在孩子的成長中缺位?”“哪個不想和家人好好休個假?”事實上,我國公款吃喝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飯桌”已經異化為工作的延續,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推杯換盞中“搞定”,也有很多公務接待是基層干部向上級展示政績或者游說“重要”部門的無奈之舉。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條件下,作為構建“人脈網絡”、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種交際應酬已經成為各級官員的一門“必修課”,并以“常規性工作方式”的名義扭曲著部分干部的工作理念。
被現實條件分割著的家庭生活。被動也好,主動也罷,“嘔心瀝血”是當前我國大部分官員的工作常態,然而由于監督不到位甚至缺位,這些“勤奮”官員手中缺乏制約的權力最終變成傷人傷己的雙刃劍。除此,“問題官員”還多伴有生活作風問題,除了附著在權力之上的自我膨脹外,部分領導干部感情生活的混亂也與其工作條件有著重要關系。我們曾在山東省委黨校學習的450名領導干部中做過一個問卷調查,從領導干部異地任職情況看,一半以上的干部有過異地任職的經歷,平均異地任職時間為5.5年,而因為孩子教育、老人贍養、工作調動的不便等原因,在這些干部中75.6%曾經兩地分居。常年“勞燕分飛”的生活所帶來的感情空窗期是領導干部家庭生活危機不可忽視的原因。對于大多數官員而言,即便是沒有異地任職,“幾乎不著家”的工作節奏和方式,也極易使他們逐漸脫離正常家庭生活軌道,淡化其應當承擔的家庭責任,這也成為領導干部情感“溜號”的重要原因。
是工作上的標兵也要是生活上的楷模
“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和生活情趣,不僅關系著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關系到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對社會風氣的形成、對大眾生活情趣的培養,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習近平總書記曾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里這樣強調。加強黨的建設,除了要關注領導干部工作層面,還必須重視其生活形象的塑造和生活品格的養成。
轉變觀念,重視領導干部優秀生活品格的弘揚。過去我們所樹立和宣傳的模范干部工作形象往往干巴巴,沒有兒女私情,是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忘我“工作狂人”,這樣的形象雖然“高大、高尚”,但無論是對普通群眾而言,還是對周圍的同事而言,往往如看畫中的風景,只可遠觀?,F代社會中,老百姓對生活和工作的理解越來越辯證,對人的評價越來越全面,真正有人格魅力和強大社會導向功能的人物形象越來越趨于“平民化”和“常人化”。健康、健全的領導干部形象應當既是工作上的典范,又是生活上的模范和中國傳統道德的弘揚者和踐行者,既是工作上的先鋒隊,更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而絕不是眼中只有工作沒有兒女私情的工作機器。因此,我們要改變過去單方面塑造“鐵人”范式領導楷模的思維定勢,轉變理念,弘揚“新型官風”,倡導新生活、新政風、新政治,塑造鮮活、全面的“新型官員”形象。這不僅可以讓領導干部的形象更加真實,更接地氣,進一步增加普通老百姓對黨員領導干部的認同感,還可以引領、傳播健康的生活理念。作為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不僅僅他們的工作節奏和方式能夠直接影響社會整體的運行模式,其生活理念和方式也極易在潛移默化中為大眾所追隨。
完善相關配套措施,重視領導干部家庭生活。上世紀90年代初,作為加強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措施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干部交流”制度在我國應運而生。這一制度不僅有效促進了人才資源、觀念理念、思想作風和經驗方法的交流,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推動廉政建設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制度安排和設計上,必須切實考慮關注交流干部夫妻分居、子女入學、探望老人等現實問題,幫助其解決燃眉之急和后顧之憂,努力實現既能培養干部,又防止出現因家庭和親人監督的缺位而產生的權色腐敗等問題的不斷出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進一步完善領導干部“任職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規”,要探索實行領導干部官邸制,應該說在這方面邁出了積極和關鍵的一步。
改革權力運行機制、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從制度上規范和引導領導干部行為。調查表明,中央“八項規定”和反“四風”對于減輕領導干部工作生活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如從本質和根源上分析,各級領導干部工作、生活、精神上的現有狀態,與現有權力運行方式機制以及政府治理結構有很大關系。改善領導干部的生活、精神狀態,將其壓力轉換為動力,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完善權力運行機制的具體實踐,也是權力運行制度成熟完善的重要標志之一。比如,堅持法律至上,使各項工作制度和程序更加科學化體系化可操作化,減少制度的虛置性,建立對組織負責更對制度和法律負責的新型政治理念,讓領導干部放下包袱,迸發智慧。又比如,著力明晰崗位職責,平衡權責關系,規范職務設置和職務行為,讓領導干部從繁重的公務接待、繁瑣事務、復雜程序、人際關系、檢查考評等“忙碌”中解放出來,讓領導干部多些“家庭作業”和“生活作業”,既可以充分釋放其工作、休息、學習、調研、執行、休閑生活的時間和空間,又能夠使領導干部接地氣,了解群眾所需,了解實際情況,使工作得到不斷完善。再比如,完善帶薪休假、強制休假、領導帶頭休假等制度和機制及相關運行制度,保證既不影響工作和形象,又擁有普通公民的基本休息休假權,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不僅是工作的模范,也要是生活的模范??傊?,在改革政治權力運作制度基礎上,改進領導干部工作生活狀態,發揮其正能量。
完善官員考評體系,倡導高尚生活品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不是空洞的,它體現在每一個人的日常行為,每一個家庭的代代相傳當中。身為領導干部,其個人的生活情趣,家庭的家規家風不僅會決定其自身的政治品格,影響子女的價值觀念,更是社會風尚的標桿。只有好的個人品格和健康文明的家風才能涵養良好的工作作風,滋養廉潔奉公的政風,傳遞高尚文明的民風。所以我們需要從干部考評體系上重視領導干部家庭責任的承擔和生活品格的塑造。積極探索將家庭美德納入考核體系的可行性辦法,對生活作風出問題的干部實行一票否決。從制度上約束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從社會輿論上引導領導干部更多地履行家庭責任。
[國內新聞]9月1日,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登喬翠霞和魏聯合的署名文章《關注領導干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