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份協議

　　然而好景不長。有一次，張富華請夏靜同寢室的同學出來吃飯，打聽到一些夏靜背叛他的情況。夏靜對此的辯解是，室友嫉妒她有張給生活費，勾心斗角，且張說過允許她談戀愛。

　　兩人關系出現了裂縫。張富華抱怨夏靜不接他電話，夏靜則說張富華恐嚇她，凌晨兩三點打電話騷擾她。但是兩人仍保持戀情。

　　2011年11月27日，雙方簽訂了一份協議書：

　　“我夏靜自愿與張富華先生正式交往，以后將與張富華不離不棄，永不分離……以后不接電話、不回信息、晝夜不歸隨他處置，不得有任何怨言……我愿為他生一個孩子。”張富華的義務則是：“不允許當著我的面和別的女人摟摟抱抱，無論去哪里都要向我匯報，他以后將承擔我所有的生活費用……”

　　夏靜說，她并不想簽這樣的協議，但想到張能把她哥哥撈出來，就簽了。

　　這份協議仍沒有使雙方打消疑慮。2012年2月13日，兩人又簽一份協議，內容和上次一樣，只是最后補充了一句，“以上協議雙方共同遵守，如有違反，罰款六萬元，本協議帶有法律效用，雙方簽字生效。”

　　4月20日，張富華干脆給夏靜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房子。5天之后，“張富華叫他的一個朋友過來幫我們算了一筆賬，說認識我之后給我的生活費是72000元人民幣。”夏靜說。于是，她打了一張72000元的借條給張富華。根據張提供的書證，此前的3月21日，夏靜還打過一張6000元的借條。

　　夏靜解釋，她打這些借條是被迫的，一是張富華表示，寫了借條又不用還;二是張曾派人打過她。但張富華說，他從來沒派人打過她。

　　兩人租房同居后不久，張富華開始辦理與前妻的離婚手續。他說，是夏靜讓他離婚的，而夏靜則表示，張富華年紀那么大了，雖然雙方常以“老公”“老婆”相稱，但她從沒想過和他結婚。

　　2012年5月10日，夏靜突然消失了。她離開長沙，跟隨前男友去了深圳。這令張富華又傷心又氣憤。他于5月16日與前妻辦了離婚手續。6月，他獨自去了夏靜在江華的老家。“他跟我媽說可以把我哥弄出來，在我媽焦急的命令下，我又和他聯系上了。”夏靜說。

　　由于兩人重歸于好，2012年7月20日，雙方在洞井派出所簽訂了第三份協議：“夏靜哥哥在廣東服刑一事，由張富華在二個月內自愿出資并找關系放出夏強;夏靜自愿在夏強湖南這邊辦接收手續到位時，與張富華兩人到民政局辦理正式手續確認。”

　　這份協議還蓋有“長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洞井派出所”公章。湘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永紅認為，這種結婚協議的效力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它看起來更像是一種買賣婚姻，有違《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的規定，而派出所在這種協議上蓋公章明顯不妥。

　　網上追逃

　　這份協議還寫明了違約后果，“如夏靜反悔不與張富華辦理民政局的手續，張富華可起訴夏靜所欠資金必須歸還，另可報案;如張富華二個月內未辦理夏強返湖南的手續，夏靜可與張富華脫離戀愛關系。”

　　夏靜稱她感受到壓力，所以簽字之后，就借上廁所之由逃離了洞井派出所。這令張富華更加氣憤。

　　自從答應撈夏強出來后，張富華真的開始著手辦理此事。他先后兩次去了廣州高明監獄，請當地朋友吃飯，花費不少。現在夏靜這么“背信棄義”，他豈不是“人財兩空”?所以2012年8月4日，在夏靜姐姐位于長沙星沙的家里，張富華又讓夏靜寫了一張17萬元的借條——關押夏強保證金10萬、罰金1萬，另有6萬元日常花費。

　　可能是覺得借條還是沒保障，8月17日，張富華干脆按在派出所簽的那份協議違約條款中那樣，一紙訴狀將夏靜告到芙蓉區法院，連同一起被告的還有湘府國際KTV領班馬某。張富華訴稱兩被告合伙騙取了他現金100多萬(有證據證明的是41.35萬)。

　　一個月不到，法院向夏靜發來“民間借貸糾紛”的開庭傳票，夏靜沒有到庭應訴。10月15日，法院下達了民事裁定書，稱“發現被告夏靜、馬某二人可能涉嫌詐騙等刑事犯罪，并已將該案涉及的有關線索和證據移送至公安機關。”

　　但是，直到2013年7月5日，張富華才去長沙市公安局刑事偵查支隊第二大隊報案。

　　在此期間，夏靜去了深圳，并找了份工作。張富華先后5次去深圳看望她，并為她花了更多的錢。用夏靜的說法說，“每次我要離開，他就會問我有沒有錢用。就這樣，我習慣了沒有錢就找他。”

　　張富華說，他第一次去深圳找夏靜是2013年3月，花了2萬元左右;第二次去是夏的姐姐過生日，花了1.8萬;第三次去給夏靜買了項鏈，花了3萬多;第四次去是5月，給夏母買項鏈，給夏買手機、衣物等，花去3萬多;第五次是6月，花了2萬多。

　　即使矛盾很多，兩人還是這么糾纏著。

　　直到2013年7月18日，夏靜回長沙辦理中國郵政的卡。第二天剛準備走，郵政通知她再去一趟，新辦的卡要刷一下。夏靜一進門，兩個穿制服的警察在側面出現，直接扣住她，并將她帶到星沙派出所，兩個多小時后，她被帶到長沙市公安局刑偵支隊。

　　夏靜這時才知道，她已經于7月17日被長沙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網上追逃。

　　嫌疑犯與被害人

　　在刑偵支隊，夏靜被拍照、測身高、按指紋，還在一份她記不清的文書上簽了字。刑警對她進行了四五次審問，大意是與張富華的交往，花了張多少錢。夏靜說，她當時只承認花了張7萬塊生活費，其他沒承認。

　　刑偵支隊開具的證明顯示，夏靜于2013年7月19日被抓獲，并采取刑事拘留。7月20日，長沙市公安局直屬分局稱夏靜在張富華被騙案中可能判處管制，決定對其取保候審，并讓夏靜交納了2萬元保證金。

　　夏靜繼續回到深圳打工，偶爾回長沙。盡管公安的介入已經使夏、張二人的關系變成了嫌疑犯和被害人的關系，但二人仍保持著親密的交往。

　　夏靜說，2013年10月6日，她和張富華在星沙鑫源酒店開房，張給了她2萬元，幾天之后，又給她買了金手鐲;10月底，張富華因耳鼻發炎動手術，夏靜前往照顧，并在醫院旁的賓館開房，事后張給了2000元生活費;12月11日，夏靜陪張富華去南岳燒香并在星沙天成酒店發生關系;12月25日，兩人在長沙延年酒店開房;2014年1月23日，在長沙橙子酒店開房。

　　張富華沒有承認有這么多次開房，夏靜也僅提供了用張身份證登記的2014年1月23日開房的發票照片。

　　兩人在公安刑偵介入后仍保持如此關系，這令張富華從事法律服務的朋友李先生也頗有微詞，“你說她詐騙，又跟她睡在一起。”

　　對于刑偵支隊為何要立案，“涉及到當事人隱私，不便接受采訪，”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政工科工作人員說。

　　張永紅認為，這種婚姻戀愛產生的一般性矛盾，并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公安不應當立案處理。公權力在這種情況下介入，有強迫一方與另一方結婚的意味。

　　2014年1月27日，夏、張二人來到長沙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并第四次簽訂協議。和前幾次一樣，張是甲方，夏是乙方，“甲乙雙方承諾在2014年5月1日之前辦好結婚手續……如因乙方的原因未能辦理結婚手續，則乙方無條件將兩人相處期間甲方支付給乙方的財物全額退還甲方，并賠償人民幣八十萬元。”

　　這次協議沒有公安局的蓋章。李先生作為在場人在協議背后申明，“本協議書為甲乙雙方自愿簽訂，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

　　在張永紅看來，女方已經作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責任了，在刑偵支隊簽這種協議，會給女方一種“情勢上的脅迫”，一種不簽即有不利后果的暗示，不管他人是否以言詞或者行為予以威脅，女方明顯會有心理壓力，從而影響其意志的自由表達。

　　事實上，夏靜說，她不想和張富華在一起了，但“他用法律的東西要挾我在一起。”張富華則說，夏靜一次次簽協議，又一次次欺騙他，這是典型的騙婚。

　　離5月1日的協議結婚期限越來越近了，夏靜無心工作，她每天擔心的是，如果她不和張富華結婚，警察會不會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