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掃黃風暴”,使得東莞酒店業經受了最猛烈的震動。過去幾十年間,東莞的酒店業與色情業按照各自的方式,分享著這座“世界工廠”創造的財富,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互相刺激,互相促進。東莞酒店業與色情業的深度媾和,本質上是另一條“東莞制造”的工業流水線。在“過客經濟”或“地租經濟”的舞臺上,演繹著一場物質與肉欲交相輝映的盛宴。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當制造業處于轉型陣痛期,情色產業似乎獲得了某種程度的默許。2月掃黃或許只是個偶然,偶然之后的必然,是這種初級階段的繁榮已經走到了拐點。
將雅典風格的酒店門廊與車輛嘈雜的江北路隔開的,是一道低矮、濃密、修剪有序、狀貌威嚴的亞熱帶灌木叢,在這家五星級酒店開業以來的十幾年里,它開展的色情服務一直受到某種默契的保護。但2月上旬以來,那道隱密而強勢的屏障被突然扯落。
在這場由北京策源的掃黃風暴中,東莞黃江鎮太子酒店由于其幕后老板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無法避免地成為風暴中心。
教科書
3月6日,籠罩北京多日的霧霾剛剛散去,到北京參加“兩會”的廣東省人大代表團一下飛機就被人發現,有3名代表缺席,其中就有梁耀輝。守候在北京的媒體沒有放過提問的機會。梁耀輝創辦的太子酒店上個月被曝光涉黃而遭查處,媒體懷疑梁的缺席與東莞掃黃有關。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龍云模糊答道:“據我所知,代表請假都是‘身體原因’。”
此時的東莞,沒人知道梁耀輝的身體出了什么問題,他們只知道,梁不到50歲,吃素,保養得很好。也無人知道梁耀輝身在何方,甚至黃江鎮政府的干部,也不知曉梁的去向,有傳聞是“他在外面(國)避風頭,沒回來”。
梁耀輝仿佛人間蒸發了一樣。
“兩會前我打他(梁)電話,他也沒有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代表聯絡處主任鐘卡表示,“不知道他在哪里。”
“請等候有關部門(對梁耀輝消息)的統一發布。”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選聯工委的副主任潘江說。
就連這位東莞本土企業家發家致富的歷史,也籠罩著一層迷霧。梁耀輝的公開資料很簡單:1967年生,東莞黃江鎮人,華南師范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畢業,奧威斯太子酒店董事長,中源石油(國際)集團公司董事長。
中源石油的公開資料顯示,該公司“在廣東地區較早擁有燃料油批發經營權,主營業務是成品油批發,業務遍及珠三角及周邊地區,連續十年廣東銷量領先”。介入石油產業是梁耀輝晚近的行為,酒店才是他最早的名片。梁耀輝旗下除了黃江的太子酒店,還有肇慶奧威斯酒店,以及鳳崗奧威斯酒店——號稱全國最大的五星級酒店(在建)。梁耀輝的綽號“太子輝”,就來自太子酒店。TVB劇集《酒店風云》,取景地就在太子酒店。
梁耀輝為人熟知的身份是第十一、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整個東莞市,包括梁在內,共有4名全國人大代表,據東莞市官員透露,民營企業家連任兩屆的情況“并不常見”。
雖然生于斯長于斯,創業亦在東莞,但梁的發家史似乎被刻意隱藏,少有人知,出身貧寒的梁耀輝,如何奇跡般地積累起數十億身家。
在黃江,“太子輝”是一個婦孺皆知的人物。在只重結果不重過程的價值體系中,“太子輝”的發家史如同一部“暴發戶”教科書。
“梁耀輝有眼光。”玉塘圍村一間小小的煙酒店里,午后的光線吸飽了濕氣,店主黃文龍接過一支香煙,沒有立即點燃,“他趕上了所有重要的發財機會。”
1967年6月,梁耀輝生于黃江玉塘圍村一個貧困農家,初中沒畢業就棄學經商。早年,他開了一家理發店,自己當理發師,為人剪發。這是梁耀輝事業的開端。
1993年左右,在“溫州發廊”風靡全國的大潮中,梁耀輝的理發店也跟時髦改為“發廊”,店址就在雞啼崗路和黃江大道的交叉口,一間居民樓的臨街商鋪,房子還在,現在叫“天天沐足閣”,當地人稱“小天天”。
受掃黃影響,“小天天”卷簾門緊閉,招牌上寫著“沐足、推拿、棋牌”,標明它的服務范圍。“推拿”和“棋牌”之間的字被刮掉,殘留的字跡仍清晰可辨:按摩。在東莞,按摩和桑拿一樣,有時候是色情服務的別稱。
上世紀90年代初,“小天天”所在的位置是黃江鎮商業中心。梁耀輝經營的發廊門庭若市,不在于他的理發技術高超,而是發廊里有50多個小姐。當時其他地方也有小姐,梁的特殊之處出人意料。
“在他的發廊,一個小姐要500塊,別的地方只要100塊。”知情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90年代初,500元的嫖資在東莞幾乎是天價,當然也意味著“高端、頂級”。發廊的顧客主要是臺商、港商,只有他們出得起這么高的價。
時至今日,黃江人還津津樂道于給這家發廊統計收入。以每個小姐每天平均接客三次計算,去掉分給小姐的部分,發廊每天收入四五萬元,一個月是150萬,一年下來就是1800萬。“開一年就夠了,這是梁的第一桶金。”
梁耀輝趕上的第二個“機會”,是走私汽車。從1990年代至今,黃江是全國知名的走私汽車重鎮。1995年建成的江海汽配城,是東莞最大的汽車配件市場,風頭一時無兩。但隨即變成走私汽車重災區,這里的走私、拼裝車地下交易,以黃江為中心,波及常平、大朗,銷售遍布全國,形成了包括走私、拼裝、運車、辦證在內的走私車產業鏈。
據知情人透露,梁耀輝的車行占據了江海汽配城最顯要的位置,跟其他車行不同,他不做“兩刀車(拼裝車)”,只做高檔整車。路虎等高檔車,都未經切割直接走私過來,油漆完好無損。高檔整車走私獲利遠高于拼裝車,一部車出手可賺幾十萬元。“梁的車行是江海汽配城里最大、最豪華的一家,就像4S店一樣”。
在黃江人看來,梁耀輝對機會的嗅覺極其敏銳,他敢于孤注一擲,做風險大、最賺錢的買賣。
利用走私汽車賺到的第二桶金,梁耀輝轉身開始做酒店。1996年,他投資數百萬元建起最初的太子酒店。當時的太子酒店面積不到目前的十分之一,也未評星級。酒店主要業務是桑拿,色情服務從發廊移入酒店,完成了登堂入室的關鍵一步。
2003年,他投資三億元,修建了今天的奧威斯太子酒店,包括食宿、中餐、桑拿。為加強酒店的娛樂功能,梁耀輝在酒店東面修建了東莞最大的演藝場。演藝場為圓形,酷似古羅馬斗獸場,面積達2萬平方米,這個巨大的演藝場實際上就是夜總會,經常聘請國際艷星駐場演出,場面之香艷奢華令觀者贊嘆不已。
黃江鎮一位官員對太子酒店演藝場印象深刻,“里面的卡拉OK房通風很好,兩面有門廊,房間里的煙味即刻散發出去,這一點比東莞其他五星級酒店如嘉華、三正半山好得多。”
老太子酒店被整體作為桑拿部,央視暗訪的“裸舞選秀”就發生在這里。“很火爆,廣交會的時候經常滿房。”從廣州和深圳開車到黃江只要半個多小時,兩邊的客人經常到這里來。
2008年金融風暴以前,黃江臺企眾多,臺商也是太子酒店的???。香港客人最中意的不是黃江,而是常平鎮。常平有動車直通香港,只有40分鐘車程。深圳、廣州也有動車到常平,“常平比黃江旺得多,晚上十點以前的卡拉OK房都是廣州、深圳、香港人訂的,周邊人很難訂到。”
常平到黃江車程只有15分鐘,這只是一頓早餐的時間。所以太子酒店也會有常平分流過來的客人。實際上,這間酒店的艷名傳播到更遠的地方,珠??腿艘矔矫M團前來。太子酒店以其“金魚缸”“裸舞選秀”被公認為東莞玩得“最大膽”的酒店之一。
但這樣一家賓客盈門的五星級酒店,對黃江鎮的直接經濟貢獻其實并不大,每年稅收只有600多萬元。事實上,大部分色情交易金額無法計入稅收,一是皮肉生意多采用現金交易,二是客人多不要發票。這兩個原因使得色情交易脫離稅控系統的監測。
太子酒店的興旺到2014年2月9日戛然而止。央視《新聞直播間》上午曝光后,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批示嚴查。下午15時和晚21時,東莞市公安局組織了兩輪清查。當晚19時許,警方從太子酒店帶走十幾名男女。
“盡管2月9日的清查聲勢很大,但東莞的酒店老板并不特別擔心。”知情人透露,“他們甚至看著電視播放的暗訪畫面哈哈大笑,以為這只不過是又一次例行的掃黃行動。”
然而,到了2月11日,當公認“后臺很硬”的太子酒店涉黃被查的消息傳出,他們才意識到,此次掃黃波及酒店老板,而不像以前,“頂多帶走桑拿部經理或部長,再隨便拿幾個小姐頂數,交點罰款第二天放人出來繼續上班。”2月11日以后,東莞酒店老板們恍然大悟,閉門謝客,或遠避港澳,電話均關機或不應答,酒店里只留一名總經理或副總“看場”。
2月14日,東莞市公安局局長嚴小康和副局長盧偉琪被免職,黃江鎮公安分局局長鄧金祥、中堂鎮公安分局局長何成亦被免職。數日之內,東莞警界政界余震不斷,不斷傳出分局局長、派出所所長被褫奪官職的消息。
東莞以安全和規范聞名的酒店色情產業迎來了真正的寒潮。
從2月11日起,梁耀輝完全淡出公眾視野,他留給外界的,除了關于蒼蠅和老虎的猜測,還有白手搏出數十億資產的暴發史,以及彌補文化缺陷、竭力打造儒商形象、從不名譽的事業中洗腳上岸的諸多事跡。比如1996年他曾一口氣聘請了3名老師教他學英文,還設法拿了一張華南師范大學的函授文憑。
近幾年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梁耀輝,梳著偏分發型,戴金邊眼鏡,身著考究的深色西裝或中山裝,講話時喜歡緩緩擺弄蒼白的手指,語速緩慢,舉止間顯露出重塑形象的努力。
黃金時代
太子酒店的工商登記資料顯示,酒店的法人代表是梁灶暖。這個帶有濃厚鄉土氣息的名字,正是梁耀輝之父。梁父80多歲,耕田人出身,文化不高,太子酒店的法人代表顯然只是掛名。
“東莞很多企業的法人代表都不是老板,只是職業經理人。有些老板找自己的岳母、小舅子當法人,自己不出面。”許青梅是東莞人,大學畢業后在東莞一家本土銀行工作,跟東莞企業家有業務往來,深諳東莞富豪的行為方式。“這樣有兩個好處,”她說,“一個是不讓別人知道企業是他的,另一個是不用承擔責任。”這反映了東莞富豪低調的性格特點,當別人努力想在富豪排行榜占據一個好名次時,東莞富豪卻唯恐避之不及,生怕一不小心變成首富,樹大招風,風險和責任找上門來。
深層次的原因是,東莞富豪對資本原罪有意無意的規避。“很多老板都知道,自己的錢或多或少都是不干凈的。”色情業在東莞酒店的長期存在,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東莞老板不愿出名的原因。
很少有地方像東莞一樣,酒店跟色情緊密捆綁如同連體嬰兒??疾鞏|莞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史和酒店發展史,能夠發現兩者之間的密切關聯。
1980年代的東莞酒店業,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進入90年代,三來一補、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模式,使東莞成為中國對外經濟的前沿,制造業勃興,港臺客商涌入,每年50多個大型會展,對高端酒店業產生了強勁需求。
從1995年至2008年金融風暴之間,是東莞酒店業的黃金時代。1996年,東莞第一家五星級酒店——銀城酒店,由建設銀行投資興建,迅速成為東莞地標。同一時期,東莞民營企業完成資本原始積累,馬不停蹄地殺入酒店業。東莞本土的三正集團、富盈集團、宏遠集團,分別投建了三正半山酒店、富盈酒店和宏遠酒店。
如同福建莆田人建醫院一樣的狂熱,東莞人有錢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建酒店。
據東莞旅游局統計,東莞飯店產業集群中,共有超過400億的民營資本投入,占東莞整個飯店投資的95%。創造了“全球星級飯店密度之最”,至今沒被超越。
“東莞老板熱衷投資酒店的原因,跟‘地租經濟’如出一轍。”許青梅認為,為迎合制造業,東莞人興建了大量廠房,出租給投資者。隨著1000萬外來工涌入,他們又蓋出租屋,租給打工者。在制造業大發展的時代,東莞人僅靠廠租、房租便可以生活富足。
許青梅的父親把自家住宅蓋到六層(政府規定七層以上樓房需要安裝電梯),共有70多間出租屋,每間以200元左右的低廉價格租給打工者,入住率七成左右,每月交給街道辦的一定數額的管理費后,凈收入7000多元。“這還算少的,”許青梅說,“在經濟發達鄉鎮,有些人家每月能收到四五萬元房租。”
加上集體廠房出租的分紅,東莞人僅靠不動產就能達到中產階層的收入水平。東莞人可能是最早意識到土地財富效應的中國人。
不動產投資的狂熱順理成章地蔓延到酒店。許青梅很理解同鄉人心中所想,“投資貿易可能虧得一分錢不剩,酒店虧得再厲害,還剩一棟房子。”
色情業如影隨形地跟了上來。從東莞酒店業和色情業發展的邏輯上看來,兩者幾乎無法脫離對方而獨存。
“他們都是由制造業帶來的大量客商而蓬勃發展,又在發展過程中緊緊相擁。”東莞賦誠律師事務所主任湯瑞剛是東莞引進的第一個法學碩士,他1991年第一次踏上東莞土地時就注意到這一點。“大街上、巷子里、橋下、發廊里,已經有了很多站街女。”
酒店多了,賣淫女群體也隨著酒店的等級產生分化。高級妓女服務于星級酒店。低級的仍然站街,50元、20元的都有,為低收入者提供服務。東莞上千萬外來工,孤獨漂泊異鄉,青春被捆綁在流水線上,這些“性壓抑者”也是潛在的“性消費者”,受收入水平所限,他們購買性服務的地方多半不在酒店,而是在逼仄簡陋的發廊。
賣淫嫖娼屬于非法行為,時刻冒著掃黃的風險。但東莞的務實精神又為掃黃提供了緩沖和保護。長期以來,當地漸漸形成了這樣一種邏輯:“打擊賣淫嫖娼,會打擊外來客商,打擊外來客商,則會打擊東莞經濟。”
在歷次掃黃打非中,東莞確立了不傷害經濟的原則。有一任東莞市委書記多次在會議上強調:干什么都不能影響經濟。在金融風暴重創東莞外貿的時候,地方官員不允許任何力量破壞已經脆弱不堪的東莞經濟。這就使得公安機關在掃黃時投鼠忌器,隔靴搔癢。
“交易”
東莞的酒店經營者迅速地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色情業在酒店中的存在,刺激和促進了酒店的入住率,既有慕名而來的消費者,又有忠心耿耿的回頭客。
這一發現促使酒店和色情業深度媾和。通常情況下,投資酒店需要8至10年才能回本,但色情業像強力春藥一樣把這個進程縮短為4至5年,甚至更短。
“以黃江太子酒店為例,不算客房,只算桑拿房,100個房間,一次莞式服務兩小時收入600元,每天只算10個小時,一間房一天就3000元,全部滿房的話一天30萬,一年至少一個多億。”東莞賦誠律師事務所主任湯瑞剛根據央視公開的資料替太子酒店算過一筆賬,他的結論是“最理想的情況太子酒店投資3億,兩年就能回本”。
暴利驅使下,原來沒有桑拿的酒店,在主樓旁另起一棟輔樓,專營桑拿。太子酒店則是新建一個大酒店,將原來的酒店重新裝修,整體作為桑拿部。甚至一些國際酒店品牌,也冒著毀掉聲譽的風險,在酒店中容留桑拿區。東莞的高級酒店,多數有桑拿,少數如御景灣、會展國際沒有。沒有的原因眾所周知,它們主要負責政務接待。
桑拿這種源于芬蘭的蒸汽理療方式,在東莞慢慢變成了色情行業的代名詞。吃完飯說“去桑拿”,東莞人心照不宣。
很多酒店老板聰明地將桑拿部承包出去,名義上由第三方經營,實際是為了規避掃黃風險,出了事不會牽連到酒店整體。但酒店和桑拿在經濟收益上緊緊捆綁在一起,其實無法進行實際分割。
據知情人介紹,酒店業務分為餐飲、客房和娛樂三部分,客房和餐飲由酒店自己經營,娛樂主要包含桑拿和卡拉OK,桑拿承包給一個人,卡拉OK可能承包給另一個人,不同業務,面對的是同一批來酒店消費的客人。
吃飯—唱歌—桑拿—開房,東莞人將這個流程稱為“一條龍”。如果吃飯住宿的人少了,桑拿和卡拉OK的生意也不會好,如果桑拿和卡拉OK缺乏吸引力,客房和餐飲也會受影響。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酒店必須讓桑拿和卡拉OK更具強勁的誘惑。
東莞的酒店經營者像調配雞尾酒一樣,在吃飯和住宿之外,加入了香艷和刺激的娛樂方式,吸引客人到酒店消費,客人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在東莞這個外來人口5倍于本地人口的城市,酒店業生意興隆,就在于滿足了客人之大欲。
1995年以后,港、臺、外企蜂擁到東莞設廠,大量外籍中層派遣干部長期駐扎東莞,這些異鄉客的生理需求成為東莞色情業蓬勃發展的第一道催化劑。“莞式服務”正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
關于“莞式服務”的源起,可信的說法是,為了更好地服務臺商,東莞酒店引進了他們熟悉的日式色情服務,并結合泰式技術,推出了最初的十幾式服務項目,隨著這項產業的發展,演變為三十六式、甚至五十式。
服務的“規范”令人瞠目,除了繁多的招式,“莞式服務”對性服務人員進入客房后的表情和動作都有嚴格規定,比如在某些時刻,她們被要求眼神“含情脈脈”,另一些時候,她們必須單膝或雙膝下跪。事后,客人會收到一張調查問卷,對多達十幾項服務進行評議,評議結果關系到性服務人員的收入。
“莞式服務”由專人培訓。培訓師可能是東莞酒店里最重要的崗位之一,他們由一些身份隱秘的人擔任。在酒店里,他們偶爾身兼部長或雞頭。
培訓師在這個行業里浸淫已久,憑借經驗和閱歷,將性服務人員包裝成流水線上的制成品。女孩們臉上的妝看起來都一樣,厚厚的粉底,黑黑的眼線,甚至口紅的顏色都一樣。培訓師告訴她們,這樣的妝容可以最大程度吸引客人。有些女孩不精于此道,每天上班前,她們會到同一家美妝店裝飾自己。
不僅如此,培訓師通常還是性服務人員的精神導師。
在視客人為皇帝的“莞式服務”中,性服務人員需要承受難以想象的屈辱。永遠不能背對客人,時不時需要下跪,幾乎摧毀了那些女孩的人格尊嚴。當她們苦悶不堪時,會向培訓師傾訴。
很多女孩都從偏遠的地方來到東莞,互相并不熟識,在封閉的工作環境中,幾乎不會碰到熟人,如果有這方面的擔心,只要換一家酒店,身邊的面孔就全部變成了陌生人。
她們的客人也是如此。20萬港臺派遣人士孤身在異鄉,沒有鄉規民約的監督, 面子約束成為最先蛻去的外衣。
在缺乏道德和法律約束的地方,人性容易發生扭曲。東莞的情形更甚于此,這是一個從自然經濟直接跨入工業化的城市,金錢和物欲幾乎攫取了社會發展的所有話語權。
在很長時期內,東莞社會主要由三類人構成:本地人,客商,外來工。三類人各有各的生活圈子,往來甚少,一道無形的屏障阻隔了人際情感的雙向流動。
本地人與客商之間主要是生意往來,本地人和外來工之間幾乎完全是房東和租客的關系,客商和外來工之間是純粹的雇傭關系。顯然,三個人群之間的聯系本質上只是“交易”。
從這個角度解讀東莞酒店和色情業,能夠獲得更深入的理解。性服務人員和客商,扮演了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的角色,本地人則迎合這種需求,建起了世界上密度最大的星級酒店、卡拉OK、桑拿會所,以提供完成“交易”的場所。
保護傘
色情與酒店結合產生的暴利,催生了特殊的利益捆綁。在東莞,桑拿屬于特許經營,在一些鎮區,桑拿牌照炙手可熱,出價100萬元才申請得到。這塊價值百萬元的牌照,又如同一個來自政府主管部門的免責金牌。公安機關在例行掃黃時,會默契地對這些酒店網開一面。
“有一段時間公安機關查得比較嚴,鎮領導就有意見,召集公安開會說,我們請你們把酒店管好,不是管死。”一位經常接觸警界的東莞媒體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公開場合,談論掃黃是東莞警察的禁忌,私下里,他們會苦著臉告訴你,在東莞做警察也難。他們不愿進酒店,因為“看到了不抓又不行,影響更不好。”一位警察說。
色情業帶給基層警察一種職業性的尷尬,派出所是地方治安的維護者,他們必須對色情業有所行動,但另一方面,囿于上級的指示,又要掌握力度和分寸。
這就在東莞公安系統制造了一種怪象,當一個派出所長的職位空缺時,候補的警員卻不愿接任。
中堂鎮的東泊派出所就是一個容易“栽跟頭”的地方。一年前,東泊派出所所長因掃毒不力被免職。張偉斌接任后不過半年,又在今年的掃黃中被免職,理由是對110報警“處置不力”。在挑選繼任者時,先后有幾位警員表達了不愿當所長的想法,他們私下會表示:怕“觸霉頭”,怕擔責任。
黃江派出所所長葉玉新也因同樣的原因被免職,他到黃江派出所就任的時間也不長。一位知情人透露,原來的所長在黃江派出所干了5年,離開時很不情愿,“氣得冒火,沒想到因此幸免了”。
在這些地方的警務工作者看來,在任時如果出了事,即使不失職、瀆職,也要負領導責任,誰當領導都一樣。“隨時有掉帽子的風險。”
只有一種情況例外,假如酒店老板有“通天”的本領,獲得了更高級別的保護,就可以不理會市、鎮兩級公安。因為保護傘的效力如同電腦硬件的升級,是向下兼容的。據黃江鎮知情人透露,這就是一直以來地方公安對太子酒店的色情服務視若無睹的原因。
“若無更高級別的默許,公安怎會熟視無睹?”知情人表示,“保護傘究竟有多嚴重,這么說吧,東莞各個鎮,凡是星級酒店有桑拿的,這個鎮的公安局長就難脫干系,沒有大問題也有小問題。誰都知道桑拿是干嗎的。”
“大家都懂的,不跟公安搞好關系這個經營不下去。”他說。
在經歷了一個半月的掃黃行動之后,東莞警界人心惶惶。東莞市公安局建立了嚴厲的倒查機制,只要一個轄區內出了問題,派出所長和公安分局局長都要接受調查。為了證明自己與省公安廳統一行動,東莞公安展開了空前嚴格的掃黃。“桑拿無限期關閉,沐足、卡拉OK無論是否涉黃,統統關閉,經驗收合格后方可開業。”
3月25日,廣東省公安廳宣布了一個36名涉黃警察的名單,其中職務最高者就是2月14日被免職的東莞市公安局局長嚴小康。36名警察中,有2人被“雙規”,9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13人接受黨紀政紀處分。“省管干部(嚴小康)由廣東省紀委進行調查,有的由公安局紀委調查,有的在地方黨委政府的紀委調查。”廣東省公安廳的工作人員說,“刑事案件的調查結果,還沒到公布的時候。”
在東莞,廣東省公安廳成立了掃黃倒查組,進行為期3個月的深挖“保護傘”行動,重點調查玩忽職守、徇私枉法及充當“保護傘”民警。
36人名單是初步調查結果的公布,如同劃定了一個懲戒范圍,讓東莞警界、政界稍稍心安。但誰都不知道接下來的調查中會發生什么,不知道被捕的167名涉黃犯罪嫌疑人和62個涉黃犯罪團伙會交代出什么。
東莞掃黃的余震并沒有停息。
寒冬
事實上,掃黃之前,東莞酒店業已經感到了陣陣寒意。
東莞酒店業由制造業而興,也由制造業而衰。2008年金融風暴之后,外來訂單銳減,東莞制造業由盛轉衰,商務客逐年減少。龐大的酒店產業集群走到了衰退的轉折點。
衰退的第一個信號,是2012年東莞首家五星級酒店的整體轉讓。
銀城酒店開業于1996年,裝修規格極高,石材幾乎全部從西班牙、意大利進口,酒店內有全國唯一的枕頭博物館。很長一段時期,銀城酒店承擔了東莞市大部分政務接待任務,紅極一時。在2007年胡潤百富榜上,銀城酒店前董事長韓輝曾以10億元的財富排名第654位。
但隨著東莞酒店業的覺醒,周邊的五星級酒店相繼開業,銀城酒店的金字招牌開始黯淡。商務客的減少,使酒店入住率達不到維持運營的最低水準;會議室數目少、空間小,使其失去了會議和政務接待客源;繼而又因客房面積達不到五星級標準而被摘星。
2008年底,銀城酒店掛出了整體對外招商的牌子。兩年后,號稱“東莞粥王”的黎平聯合另外14位股東接手銀城酒店,此時銀城酒店賬面虧損1000余萬元。黎平又投入4000萬元對銀城酒店重新裝修,定位為“中產階級女性酒店”,但在酒店業激烈競爭,總體下滑的態勢下,銀城酒店已經風光不再。
制造業滑坡對酒店業造成了緩慢、不易察覺的影響,誤導了包括黎平在內的一批資深投資者。由于對酒店的偏愛,或者商業上的誤判,很多人仍然勇于以身犯險,進軍已經過于飽和的酒店業。
“黎平接手銀城,可謂生不逢時。”東莞市另一家五星級酒店的總經理張季剛與黎平惺惺相惜。黎平經營的花園粥城,以大排檔起家,發展為最成功的莞式餐飲。但花園粥城主要面向中低端家庭客源,“黎平想提升花園粥城的檔次,就需要一個高檔的場所,為餐飲作配套。”
黎平是經營餐飲的行家,可東莞酒店業競爭最激烈陣地并不是餐飲,而是娛樂和客房。娛樂最來錢,客房次之,餐飲占比最少。黎平希望以餐飲提振酒店業績,本來就是冒險之舉,在2012年特殊的政策環境下,注定要遭遇失敗。
當黎平在銀城酒店推出花園粥城的高檔升級版時,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出臺。中央政策嚴打公務高消費,“銀城酒店新推出的一些高端菜品,燕窩粥啊之類的,就沒人吃了。”
當欲望受到鉗制,酒店最先感到疼痛。“狠剎吃喝風”和“精簡會議”像兩把鋼刀,無情地砍削著酒店利潤空間。2012年結束時,東莞酒店營收下滑了20%。
酒店業的不景氣,在酒店最密集的厚街鎮體現最為明顯。厚街有十余家四星級標準以上的酒店,包括快捷酒店和商務會所在內,酒店總數超過200家。厚街也是東莞五星級酒店最多的鎮,擁有嘉華、喜來登、厚街國際等3家五星級酒店,算上在建的希爾頓酒店共有4家。
在這個家具、制鞋、會展名鎮,每年3月和9月會召開規模龐大的家具展,所有的展館暴滿,大量客商前來洽談、參觀、下單。外商的跟單方式也與其他地方不同。他們在鞋廠下訂單之后,會派一個專業人員長駐在厚街,監督每一個制鞋流程,直到貨物上船為止。
因為大量的外來客商,厚街酒店發展出世界上最密集的酒店產業集群。目所能及之處,最高、最奢華的建筑一定是最高檔的酒店,它們如同一個個小王國,擁有獨立的游戲規則,頂層的總統套房可以常年租給一個花錢享受的客人,包括色情服務在內的“一條龍服務”,無不扣準人性對聲色的迷戀。
這種繁榮已經走到了盡頭。
“去年一年都不景氣,比2012年還要差30%。”四星級酒店總經理王長友對酒店的未來充滿迷茫,他管理的酒店靠近厚街會展中心,以接待商務客為主。他不明白,酒店對公務接待并不大,展會每年還在開,何以入住率還在不斷下滑。
最終他領悟到,雖然經濟還在以慣性滑行,但長住酒店的客人已經開始減少,酒店同行激烈爭奪著開始稀少的客源。酒店的成本不斷提高,人工漲了一倍,原材料漲了10%,水費、電費都在漲,可酒店的價格卻越來越低。
其他地方五星級酒店客房售價通常在500元以上,而在東莞,300多元就能住五星級酒店。這個價格在香港只能住最廉價的快捷賓館。
價格戰越來越激烈,甚至鉑爾曼、喜來登等國際品牌也加入了打折陣營。變相的打折促銷越來越公開,網上售價1800元的高端客房,實際售價只要400多。常來東莞的人都知道,只要花三星、四星的價格,就能在東莞住五星級酒店。
競爭壓力蔓延到酒店經營的每個環節,盈利能力并不突出的餐飲,被很多酒店重新重視。東莞五星級酒店的自助餐價格從300元降為200元。很多酒店像江湖菜館一樣,推出了特價菜,除了高端的粵菜,原來不登大雅之堂的客家菜也進入了五星級酒店。
價格戰是市場飽和的征兆。但令人詫異的是,新的五星級酒店還在不斷涌現,有的已經出現在規劃圖上,有的已經封頂,有的裝修完畢即將開業。
南城區的康帝國際酒店在2013年開業,這家形似凱旋門的白金五星級酒店,幾年前已經出現在這個地塊的規劃圖上。當它開業時,酒店業已經盛況不再。
厚街國際酒店同樣生不逢時,去年開業時,厚街很多酒店已經無法保證六成入住率的盈虧平衡線,出現大面積虧損。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厚街第四家五星級酒店——號稱亞洲最大的希爾頓酒店——已經封頂,計劃在兩年后開業。
3月的陰雨中,東城區萬達廣場上的五星級酒店已經裝修停當,準備在下個月開門迎客。另外還有4個萬達廣場分布在鎮區。除了長安鎮萬達廣場未建酒店外,其他三個萬達廣場都規劃有五星級酒店。
“誰都知道東莞的五星級酒店已經飽和了,但還在建,為什么,因為很多酒店的背后其實是房產商。”作為一個資深的酒店管理者,張季剛清楚東莞酒店“最后的瘋狂”意味著什么。
投資者看重的通常不是酒店,而是酒店所在的地塊,這樣的地叫做“酒店地產”。投資商拿到這塊地,會被要求進行一些配套建設,比如建個酒店提升城市品位,或者建公園和體育設施。如果“酒店地產”上規劃了商業或住宅項目,那么五星級酒店會顯著拉動地塊升值。
如果小區旁邊有五星級酒店,房子的價格貴上500塊很平常。酒店旁邊的商業地產,租金收益也會大大提升。
由于在銀行工作,許青梅對東莞酒店業有更理性的認識。每一年,東莞的銀業界都會對20萬家企業的行業前景進行梳理,從而評估該行業的金融風險系數,并決定相應的金融扶持政策是樂觀還是謹慎。
許青梅的一個客戶幾年前貸款在大嶺山鎮修建了一家五星級酒店。2012年,這家酒店的利潤只夠付貸款利息。許青梅所在的銀行立即下調酒店業的信用評級為“限制支持”。從2012年開始,銀行對酒店業的授信變得非常謹慎,對單一為酒店的授信不再發放。甚至對酒店地產的估值也大幅降低。酒店估值通常比住宅高,但從2012年開始,許青梅所在的銀行對酒店的估值低于住宅,因為如果酒店遇到經營困難,變現能力還不如住宅。
東莞的酒店管理者悲哀地意識到,酒店業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東莞曾經是一塊最適宜酒店生長的土地,但形勢已然發生變化。制造業不景氣,高消費受到扼制,色情服務被禁止,為東莞酒店業制造了史上最寒冷的氛圍。
“掃黃對東莞酒店業不是致命傷害,而是雪上加霜。”東莞的酒店管理者如是說。酒店業的寒冬已經降臨,一批依賴色情服務和對公接待的酒店,將率先倒下,空余華麗的軀殼,猶如一個個句號和感嘆號,宣告一個綁縛著欲望和奢靡的酒店時代匆促結束。
(應受訪者要求,部分受訪人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