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聞]日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其官網發布致歉信，承認人教版七年級上冊語文教材存在6處錯誤。近年來，教材出錯的報道頻頻見諸報端。歷史教材中，從韓愈只活15歲到張作霖照片“鬧烏龍”;語文教材里，李白名句“我寄愁心與明月”被改，巴金散文《索橋的故事》存在常識性錯誤……教材本是知識輸出的權威載體，為何屢現自擺烏龍的亂象?

　　盡管人教社公開承認錯誤的態度可謂坦誠，盡管圖書編校允許“差錯率不超過1/10000”，盡管《咬文嚼字》也被咬文嚼字過，但無論有多少理由，教材特別是語文教材頻現的硬傷，還是讓公眾難以容忍。教材和詞典一樣，屬于規范性的出版物，其影響非一般出版物所能比肩，如果教材都錯誤百出、以訛傳訛，讓孩子們到哪里尋找知識的權威來源，如何養成嚴謹的學風、專業的精神?

　　在一些教材集體出錯的背后，是出版行業的急功近利，是專業工作者的不嚴謹。人們對于教材錯誤的激烈批評，正是對當前此類失范現象的集體焦慮。

　　從強制“租型”的行政壟斷、市場割據，到無序競爭局面的出現，教材出版業的資源爭奪持續高燒不退。在市場競爭和限制競爭的多重博弈格局下，出版商對利潤的迫切追求，導致了一些不合格產品流入市場。然而，對于這些年教材中頻現的各類錯誤，相關出版社要么對公眾質疑“選擇性沉默”，要么以“差錯難免”、“有待改進”等言辭推諉逃避。實際上，出錯的教材就是一種問題商品，相關部門應盡快完善有關法律，使教材的強制召回有法可依。同時，也要加強教材編寫監管，建立問責追責制度，促使出版者切實履行義務、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合理、科學、準確”是教材編寫的最基本要求。一旦教材有錯漏情況出現，出版商即使不能立即采取召回措施，也應當在其官方網站上刊登更正啟事—在網絡資訊發達的今天，采取上述手段并非難事。教材編寫者的“屢屢失誤”和出版商對于這類“公關危機”的不當處置，從根本上暴露了其責任心的缺失和信息能力亟待加強的現狀。

　　只有在教材編寫者、出版商與師生之間形成良好的信息互動，編輯出版者定期通過報刊、網站、博客、微博等媒體，及時彌補認知盲點，虛心做到聞過即改，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材出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