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自第二個總統任期以來，奧巴馬的“重返亞太”戰略把中國作為外交政策的重心之一，一再敦促中國遵守國際秩序，并稱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張是對地區穩定與安全的嚴重挑戰;另一方面，奧巴馬在對華問題上并不決絕，并沒有像國會“鷹派”議員要求的一樣“亮底牌”、采取軍事手段制衡中國，而是想盡辦法避免和中國發生直接軍事沖突。

　　在外交事務方面，奧巴馬第二任期任命的國務卿克里(接替辭職的希拉里)、防長哈格爾都算是相對溫和的“鴿派”——克里在提名聽證會上表示“擔心美國在亞洲增加軍力會激怒中國”，防長哈格爾更是難以服眾，既搞不定鴿派，也搞不定鷹派，以至于“被辭職”。顯而易見，這樣的人事任命也不能滿足奧巴馬政府所謂的“對華政策”。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13年底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約有52%的美國民眾對奧巴馬政府的中國政策表示不滿，這足以說明奧巴馬政府的中國政策收效欠佳。

　　亞太是奧巴馬最后的賭注

　　奧巴馬的對華政策如此別扭，首要原因是自其上臺以來一直面臨的國內困局。貫穿整個奧巴馬任期的主題是美國的國內問題：自上任伊始，奧巴馬政府面臨的主要問題就來自國內而非國外：高失業率、難以為繼的經濟增長、政府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使得美國民眾難以將目光轉向國外。另一方面，奧巴馬自己力推的醫改法案、移民改革和槍支管理也占據了其大量的精力。在共和黨先后控制參眾兩院后，奧巴馬面對的局面更加艱難，這使得他很難把主要精力放在應對中國崛起上。與此同時，奧巴馬任內五角大樓、國務院的經費開支一再削減，無論是外交行動還是對外軍事行動都受到經費削減的限制，這也使得白宮在具體措施上的選擇受到局限。

　　另一個原因是，隨著中國經濟和國際地位的崛起，美國不得不依賴中國在諸多國際事務上發揮作用，貫穿奧巴馬任期內的中美關系合作大于分歧。自奧巴馬上臺以來，中美經貿往來持續升溫，中國已經是美國對外出口的最主要市場之一，中國對美投資也經歷了大幅度的增長。在政府層面，一方面，中美兩國包括戰略和經濟對話、省州長論壇在內的多領域高層對話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中美兩軍的友好往來也在日益完善。此外，在朝核、伊核等國際問題上，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度也進一步增強。這些原因共同作用，使得白宮不得不在對華政策上慎之又慎，避免直接軍事沖突或擦槍走火破壞中美兩國大局。

　　而奧巴馬此次批準美軍太平洋司令部采取“強硬”措施巡航南海，并考慮采取進一步軍事手段應對“中國威脅”，某種程度上是迫不得已。

　　奧巴馬總統任內的外交重點一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二是完成重返亞太的戰略布局。然而美軍倉促撤離中東造成的權力真空在現在看來已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響。在阿富汗問題上，奧巴馬本期望通過2009年-2014年的增兵“速戰速決”，徹底結束自2001年以來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然而阿富汗政府軍不能獨自應對美軍撤離后留下的爛攤子，民選政府更是無力應對地方武裝、宗教勢力。與此同時，隨時可能卷土重來的塔利班武裝已經不再是預言，昆都士的淪陷足以證明在塔利班武裝面前美軍的不可或缺。這一系列因素導致奧巴馬一再推遲撤軍計劃——就在本月15日，奧巴馬不得不宣布5500名美軍至少還要駐扎到2017年。

　　在伊拉克，美軍的撤退同樣造成了不穩定的政治局勢，ISIS極端武裝乘虛而入奪取多個戰略重鎮，其在中東及北非地區肆無忌憚的滲透也使得敘利亞內戰進一步惡化。在本周的參議院聽證會上，美軍高級將領已經提出增兵伊拉克的計劃，這無異于全盤否定了奧巴馬早期的伊拉克戰略。隨著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局勢，奧巴馬的計劃非但未能在中東地區重塑秩序，反而是“引狼入室”、“引火燒身”——可以說，奧巴馬任內的中東外交是失敗的。

　　隨著總統任期行將結束、中東政策面臨全盤失敗，亞太政策成為了奧巴馬最后的賭注，如果不能夠在亞太地區有所建樹、滿足國會和軍隊“鷹派”日益高漲的呼聲及其亞太盟友對“老大哥”的期待，奧巴馬整個任期的外交政策便乏善可陳，更遑論留下什么外交遺產：一些美國國內分析甚至指出，奧巴馬“軟弱”的外交政策會極大降低美國在其亞太盟友心中的可信度，這將是下一任總統不得不面對的危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奧巴馬批準了美國海軍的“航行自由”行動，可以說，這是奧巴馬在中東戰略失敗后挽回顏面的一步棋。我們從哈格爾辭職后上任的新防長卡特也可以看出奧巴馬對華政策的變化——較其前任的“鴿派”立場，卡特在國防部和軍隊內部有廣泛的人脈，且其“亞太再平衡”的思路是以軍事部署、軍力前突為主，依托島鏈體系構筑針對中國的防御網，符合“鷹派”的呼聲。因此，此次“拉森”號驅逐艦巡航也許只是奧巴馬政府較之前更為激進的新對華政策的一個開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否能如中國所愿為未來的亞太秩序奠定和平的基礎，還要美國對華政策的下一步走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