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5月26日， 國務院新聞辦互聯網新聞研究中心發布了一份名為《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的報告，這份報告稱：2013年6月，英國、美國和中國香港媒體相繼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提供的文件，報道了美國國家安全局代號為“棱鏡”的秘密項目，內容觸目驚心。中國有關部門經過了幾個月的查證，發現針對中國的竊密行為的內容基本屬實。這也是“棱鏡門”事件爆發近一年來，中國官方首次對涉及中國的監聽竊密問題進行官方確認和表態。

　　從政府到手機App,“棱鏡”無處不在

　　“棱鏡門”爆發以后，全球媒體的相關報道紛至沓來，關于美國“棱鏡”項目在中國涉及范圍的各種傳聞也層出不窮，而上述報告的出爐顯示了中國有關部門在經過查證之后證實了很多媒體報道的內容，也就是說，美國“棱鏡”大范圍地籠罩中國并不是聳人聽聞的傳說，而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我們之所以過了這么長時間才對此事表態，說明我們的相關部門是進行了充分的調查取證的，我們是抱著審慎的態度，在掌握充分、確鑿的證據之后才進行回應的。”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寧家駿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在這份報告中，確認了很多在美國“棱鏡”項目中針對中國進行的監聽和竊密行徑，涉及范圍包括中國政府和國家領導人、中資企業、科研機構、普通網民、廣大手機用戶等等，監聽和竊密的廣度和深度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報告顯示中國是美國非法竊聽的主要目標之一，中國的政府機構是美國竊聽的重點關照對象，金融和電信行業是攻擊的主要目標，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以及電信設備商華為都有涉及。

　　美國國家安全局利用非法侵入中國主要電信公司等手段，竊取用戶的手機數據，獲取數以百萬計短信內容，甚至由此得以追蹤具有戰略重要性的中國軍方部門。華為更是“棱鏡”重點侵入對象，報告稱美國針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網絡進攻，并把中國領導人和華為公司列為目標。美國國家安全局多年前就已攻破了主要公司開發的幾乎所有安全架構，其中包括華為，甚至還滲入華為的深圳總部，竊取員工的郵件往來，更有計劃直接向華為的網絡植入自己的“后門”。

　　美國國家安全局還對中國頂尖高等學府清華大學的主干網絡發起大規模的黑客攻擊。其中2013年1月的一次攻擊中，至少63部電腦和服務器被黑，而中國六大骨干網之一的“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就設在清華大學。

　　除了這些重要的行業、部門和企業，一些和普通人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也成為美國竊聽和竊密的目標。在美國國家安全局內部，蘋果和安卓手機操作系統被稱作“數據資源的金礦”，美英情報部門2007年就已合作監控手機應用程序，美國國家安全局一度將這方面的預算從2.04億美元追加到7.67億美元。

　　美國國家安全局多年來一直從移動設備應用程序(App)中抓取個人數據，包括個人用戶的位置數據、種族、年齡和其他個人資料，這些App包括用戶眾多的 “憤怒的小鳥”、谷歌地圖(Google Map)、臉譜(Facebook)、推特(Twitter)和網絡相冊Flickr等。

　　美英兩國的情報人員甚至還假扮“玩家”，滲透入網絡游戲《魔獸世界》、《第二生命》中，收集電腦游戲玩家的記錄，監視游戲玩家。而實際上，這兩款游戲的中國玩家最多。更可怕的是，騰訊聊天軟件QQ和中國移動的移動即時通信應用飛信竟然也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視范圍之內。

　　對抗網絡入侵需要決心與投入

　　“棱鏡門”事件的主角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是美國最為神秘的情報機構，由于過于神秘，完全不為外界甚至美國政府其他部門所了解，所以它的縮寫NSA經常被戲稱為“No Such Agency”(查無此局)。

　　NSA是全世界單獨雇用數學博士、計算機博士和語言學家最多的機構，它的總部建筑面積為15公頃，位于華盛頓以北的馬里蘭州米德堡，在距巴爾的摩市華盛頓公園幾百米遠的森林中，其規模比中央情報局總部還大，號稱“神秘迷宮”。美國國家安全局最早是1952年根據杜魯門總統的一項秘密指令從當時的軍事部門中獨立出來，用以加強情報通信工作，是美國情報機構的中樞，也是一個超脫于美國政治制度之外的特權機構。

　　“美國國家安全局擁有一群世界一流的計算機專家和網絡安全專家，他們手里握有各種途徑獲取的漏洞和技術優勢及工具，利用這些資源實施國家級的監聽活動。這些人不是簡單的黑客(Hacker，指熱衷于研究系統和計算機及網絡內部運作的人，通常喜愛自由且不受約束)或駭客(Cracker，指惡意非法地試圖破解或破壞某個程序、系統及網絡安全的人)，因為他們的監聽活動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攻擊行為，甚至更像是一種專業性極強的網絡戰，比如在關鍵節點核心設備中植入‘后門’，不僅可以大規模監聽全球其他國家政府機構、企業、個人通信及隱私信息，更可出于某些政治或軍事目的實施突然精確癱瘓目標網絡。” 有中國“黑客教父”之稱的元老級黑客、IDF實驗室創始人萬濤(網名為“黑客老鷹”)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曾參與組織了2001年中美黑客大戰。

　　IDF實驗室即Intelligence Defense Friends Laboratory(互聯網情報威懾防御之友實驗室)，是一個民間信息網絡安全愛好者的技術俱樂部，骨干成員由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技術人員和業余愛好者共同組成，是一家希望為互聯網和信息安全貢獻力量的非營利組織。

　　盡管是中國第一代黑客，但萬濤后來轉型為業界著名的實戰派的網絡安全專家，他牽頭過中國電信、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中國人壽保險等多個重大網絡安全項目，在網絡安全業界資歷頗深。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府部門、組織和公司深知網絡安全問題的重要性，也在不遺余力地將自己的系統做到盡可能的安全，但遺憾的是并沒有絕對的安全。

　　“安全圈流行一句話，叫‘系統只存在兩種狀態：已經被攻破和即將被攻破’，因為系統、設備都是人設計的，只要是人設計都存在缺陷或時間和能力上的局限，被發現和被攻破只是時間問題，可以想象一個國家政府(而且還是強大的美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到這樣一個組織，而且這個組織還是由一大批全世界最絕頂聰明的人組成的，有什么事是無法做到的?”萬濤說。

　　在萬濤看來，因為攻擊手段實在太多，攻擊者采用10種方式攻擊一個系統，只要有一種方式有效就成功了，但是在防范端，你得防住10種攻擊方式才行。因此，以國家高度去實施網絡安全防范這件事情，不在于其實現的難度而是在于決心和資源的投入。一個公司是無法對抗一個國家的，如果進攻者是國家級別的，那么防范者也需要進行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

　　此前，斯諾登對媒體披露，美國除了“棱鏡”計劃，還有其他計劃，如：“主干道”、“碼頭”和“核子”等等，美國的網絡“爪牙”超乎我們的想象。

　　大數據時代，泄密的往往是普通日常信息

　　過去提到竊聽，我們會想到巧妙隱藏針孔攝像頭和安裝在各種匪夷所思地點的竊聽器，美國針對中國的竊聽行徑由來已久，在出口到中國的飛機上、中國使館的墻壁里、飛過中國的衛星上、海底電纜上等都曾發現過美國的竊聽和竊密設備，另外美國也會采取在使館、外企和留學生當中安插和培養特工的方式，對中國進行“監控”。

　　而在今天這個互聯網無處不在的世界，想要了解一個人的真實生活已經不需要這些，因為僅僅通過對這個人在網絡世界留下的各種印記，就可以數據還原出這個人真實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著名美劇《疑犯追蹤》(Person of Interest)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它展示了一個類似于 “棱鏡”的項目，足以讓所有人惶恐不安。一個天才設計出一部機器，它能夠收集在美國國土上活動的幾乎所有人的信息，對信息數據進行分析后，機器能找出對美國國家安全有威脅的人，甚至能發現生命受到威脅或者對別人生命構成威脅的人。

　　過去我們常常把數據和信息劃分成不同的安全級別，安全級別越高防護措施越好。但是在大數據時代，泄密的往往不是那些關鍵性的保密數據，而是一些普通的日常性信息。比如，一個普通人一個月內的信用卡賬單信息并沒有太大的價值，但是如果是幾百萬甚至是幾千萬人幾年的消費數據就可以分析出很有價值的信息，甚至能得到整個國家經濟發展諸多核心指標。

　　“可以說，‘棱鏡門’事件把中國信息安全帶到了一個更宏觀層面，因為云計算和大數據背景下，過去那種只是對一個小的系統或者設備做風險評估的方式已經不能適應今天的形勢，而是要對整個行業做綜合的整體評估。因為局部的風險一旦累加起來，尤其在大數據時代，通過零散信息可能會拼接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寧家駿說。

　　報告中也提到，美國國家安全局擁有一種名為“無邊界情報員”系統，這套系統以30天為周期，可以從全球網絡系統中接收到970億條信息，再通過比對信用卡或通訊記錄等方式，能幾近真實地還原個人的實時狀況。

　　云計算和大數據技術不僅使得人們現實行為大量地被虛擬成為數據，且強大的運算能力為存儲和分析這些數據提供了過去無法想象的可能性。因此，在大數據時代，遍布網絡上的那些普通信息一旦達到一定數量級或者一些看似不相關的數據一旦被整合起來，在大數據手段的綜合分析與深度挖掘下，就可能會泄露出關系到國家的重要信息，這無疑是一個全新而嚴峻的挑戰。

　　如何對“棱鏡”說NO

　　對于中國來說，“棱鏡門”最大的意義就是喚醒了中國的危機意識，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在網絡安全方面曾經失去的話語權。寧家駿感受最深的就是頂層設計的加快。

　　去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國安委”)正式成立。今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這兩個部門均由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掛帥，可以說明確顯示出我國對于加強網絡安全和建設網絡強國的決心。

　　“應該說一年來，我們有了比較大的改變，不僅成立了高規格的領導小組，又下設了一個強有力的辦事機構，同時也整合各個部門的職能，可以說在戰略上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寧家駿說。

　　而“棱鏡門”事件在產業中的影響力也已經開始顯現，政府機構、金融、電信、教育等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部門、行業和企業在進行網絡建設的時候，都開始重視國產化和自主可控方面的問題。

　　但是，很多人會以為過去是因為我們大量使用的美國公司生產的網絡設備，而這些公司與美國政府合作才導致大范圍泄密和被監聽的問題，只要盡快進行國產化替代就可以解決“棱鏡”籠罩中國的問題，但在萬濤看來，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

　　“在已經公開的資料中顯示，微軟、雅虎、谷歌、臉譜、Paltalk、YouTube、Skype、美國在線和蘋果公司都有在配合‘棱鏡’計劃。但是，即便這些公司不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合作，美國國家安全局依然可以黑進他們的系統取得他們的重要資料，只不過需要花費更長時間和更高昂的成本。比如美國國家安全局不需要找華為、騰訊或者中國移動合作，它可以直接入侵或者只需要從實體網絡鏈路上動動手腳。”萬濤說。

　　寧家駿和萬濤都認為，最根本的方法：一是提高主觀上的重視程度和防范意識，這不僅是某個部門、某個行業的事情，而是全社會每一個人都需要提升的;二是發展自己的產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掌握核心技術，這也是最根本的，因為只有自己的產品立得住才能真正擁有相對的安全。

　　“企業要自覺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當然政府也應該對任何與信息安全有關的企業進行審查，建立好全面監管的體系。”寧家駿說。

　　“網絡安全必須從頂層設計、戰略布局、安全文化的重塑、人才培養、產業振興等各方面從容不迫地循序漸進。比如，從法律上明確賦予國家機構和企業對于網絡信息安全所承擔的社會和經濟責任，并引入金融保險業等保障補償機制，大力支持用戶信息權益維權，這樣才能根本改善目前不太有利的IT治理現狀。”萬濤還提醒，要吸取之前美蘇冷戰和“星球大戰”的歷史教訓，兼顧安全與發展的平衡。